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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语世界的历史有些指导意义的话，它表明了快速西进的极具活力的开放社会是一个信奉宗教的社会。甚至可以说，这个社会受到了斯密所谓的狂热宗教热情和在21世纪被称为基要主义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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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宗教被有效边缘化了的世俗社会主要依托的是理性，而非冲突因素的复杂共舞，但这种复杂舞蹈极致地体现了英语世界的权力特性。世俗社会相比于更彻底承认人类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的社会要更加封闭且活力不足。共产主义世界的“科学”社会，鼓吹它们的宗旨建立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性的、科学的真理基础之上，而这个“科学”社会其实远比它所反对的西方社会僵硬且难以变通。生活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下的法国人，远比之前不完善且“理性”不足的革命政府时期可怜得多。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起当时他希望消除的雅典民主制度来说，从自由到开放程度都会降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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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批判了完全封闭的哲学体系的社会压抑作用，这个批判颇具效力。他谴责了很多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它们就是开放社会的大敌，他的观点并没有错。与其相信理性能够找到一个本质上完美或完整的社会模式，其中哲学家们对违抗开放社会要求的行为行使立法职责，不如相信这样一个完美的模式能够在经文或古老的传统中寻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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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里，比如说，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刺激下发生转变的社会，其社会秩序的认同是以不变的哲学和以理性建构起来的机制与法律为基础，二者在一起既危险又会阻碍发展。在如此环境下生活的受过教育的人们将会极其保守，并且厌恶破坏性的变革。比如说在现在的法国，对全球化影响的抵制并非仅仅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经济变化的威胁。它也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抵抗，这种抵抗认为20世纪的社会妥协，不论有多么不完美，仍然体现了对理性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如果经济变化能够确保他们的福祉和权利，比如说工资的增长、工作的稳定性和更少的工时等，那他们当然是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变化。但当经济变化不断在破坏他们旧有的社会秩序时，大部分法国民众会对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产生恐惧，故不会热情地拥抱它。最终，法国人是现实又有创造力的，他们一次又一次使自己适应了新的变化。然而，正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抵制和犹豫让英语世界获利，因为英语世界以更快、更迅猛的姿态进入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科技和新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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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对变革中的世界来说是必需的，即使要以理性的一致为代价。抵消性的力量和价值必一争高下。理性、经文和传统各有其用，但若不加以制约，每一种力量均会失控。此外，如果没有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的对立理念之间的争议、辩论和竞争，创新和变革的速度可能会放慢，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会自以为是地增长，而且不会遭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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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英语世界得以超过欧陆对手（尤其是法国）的原因之一。在宗教教派方面，法国就没有英国的多教派特征；除了一小群在发展变化的胡格诺信徒和犹太教徒，法国只有天主教堂和启蒙运动。天主教法国在哲学上、制度上和社会方面都过度拘泥于历史，以至于无法为法国社会构建一个在西进道路上完胜英国的框架。世俗的雅各宾派法国也依旧僵化，他们墨守成规，抵制任何变化，而不是含纳变化。两种不同法国社会愿景之间的竞争也确实推动了法国西进的步伐，但速度远落后于英国人。任何社会的西方化进程都能在众多不同的世界观、利益集团以及亚文化群的政治表达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同质和两极社会都是发展进程的大敌，也注定要在世界竞争中扮演落后的角色，而赢家则是利益尽收。在英式启蒙和1688年光荣革命基础上建立的英国社会模式中的多元性，正是建立于法国启蒙运动和1789年革命基础上的法国政治范式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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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宗教改革中走出的英语世界会较为宽容，甚至欣然接受动态社会产生的冲突、张力和激烈的不确定性。这样的背景使英语国家能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机、压力和其他可能的状况，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视这些状况为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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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的创造性破坏一直在重塑各种基本的机制。我们总是在告别自己所热爱的事物，总是希望离开父母温暖的小家而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对创业的企业家来说确实如此，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他们必须冒着可能失去现有财富的危险；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这种风险更是普遍存在。“Semper eadem”是封建社会的座右铭：“始终如一。”教会、国家、法律和王朝，各种机制的权威源自古代。“Semper reformanda”是资本主义的箴言：“不断归正。”[17]越是古老的机器、公司、工厂、产品、社会合约、观念或技术，则越容易招致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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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怀旧之情和反抗变革的阻力也要有自己的空间。那里必须有宗教之声来谴责无神论的世俗主义，并呼吁人类重归永恒原则，即便他们互相指责对方为异端邪说。人类社会必须从那些理想中分离出来，因为任何一种理想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开放社会必须是世俗的又是宗教的，有教义的又有自由的。各种教义都应有生存空间并得到珍惜爱护，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激辩也同样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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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Dryden，Absalom and Achitophel，ed. James Kinsle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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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rtington，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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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ed. L. D. Mitchel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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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国人的自嘲形象，愚笨粗暴、欺凌弱小；出自1727年苏格兰作家约翰·阿布斯诺特所出版的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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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查德·普赖斯是一位温和派的牧师。埃德蒙·伯克在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强烈抨击了他的宪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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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为The Constitutional Society，正确全名为the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SCI）。——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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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rthur Sullivan and W. S. Gilbert，Iolanthe，ed. Ian Bradley（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II.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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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人民预算案》，1909年4月由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提出，主张加重对奢侈品、酒精、烟草、收入、土地的课税，然后把税金用在福利计划和兴建新战舰上。该预算被保守党猛烈抨击为“劫富济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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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据在线不列颠百科全书，“根据条约附属的单独条款，苏格兰长老会和英国圣公会获得免于改变的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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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位于苏格兰东北部的皇家官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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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ewis Carroll，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New York：Knopf，199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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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ed. Edward Canno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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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ed. Edward Canno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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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ed. Edward Canno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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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ed. Edward Canno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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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ed. Edward Canno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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