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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没有亲眼见证英语国家爱上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世界历史和塑造历史的激情也显得不可理解。在美国佬和英国佬的眼里，那个女人简直美若天仙，为他们开阔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并明确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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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但丁对贝雅特丽齐（Beatrice）的一生苦恋，圆桌骑士兰斯洛特爵士（Lancelot）对亚瑟王之妻桂妮薇儿（Guinevere）的炽烈情感，生意在千万英美人眼中也是美艳绝伦的，如同希腊王子帕里斯（Paris）见到希腊斯巴达王后海伦（Helen）时燃起的熊熊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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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看来，企业家奇才如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比尔·盖茨等，不过是严谨冷酷的生意人，但他们的内在体验却是追梦而行。正如他们在得克萨斯油田上说的那样，金钱不是他们的目标，而只是一种记分方式。鲁西耶尽管不能理解这种心态，但他还是看到了这种事实。他写道：“金钱对他们来说并非完全是享乐的工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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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成就和变化的追求，都会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通过激烈竞争而得到满足。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完善，更标志着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进程。从18世纪起，英语世界便到处都是乔纳森·斯威夫特所称的“项目设计人”：一个个雄心勃勃的追梦人怀揣着各种各样的计划书，小到新商机和新工业，大到社会改良和世界和平。关于自立自强的文学作品的市场规模庞大、由来已久，并仍在不断扩大，它的存在证明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渴望重新装备他们的灵魂，以期减少冲突、提高效率，增进他们和世界互动的成效。每个时代都见证了新型宗教的兴起，自我提高方面的导师的出现，新世俗技巧和时间管理方式的应运产生，从而帮助美国人始终保持与时代变迁同步。除去少数极为富裕的地方，美国的几乎每个小镇，更不用说那些较大的城市和州了，对所有能让自己名声大噪的项目都怀有万分的激情，加速发展，更充分地参与到美国生活的活力中去。并没有谁在组织这场运动，也没有人去协调或去激发。左派或右派都不能宣称对它负责，而是自我改良和社会改革激励了几乎整个政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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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worth Longfellow）于1841年创作的诗作《永远向上》（Excelsior）应该是最好的，无疑也是最受欢迎的励志之作。这部作品描绘了英语世界奔涌西进的激情，这是一个带领大家和西方齐头并进的旅程，也描绘了横亘在盎格鲁-撒克逊英雄们和罗多这样的旁观者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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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开篇就描绘了一个年轻人行走在高山脚下的小村庄，踏着冰雪，高举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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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上面印有奇特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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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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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他路过炉火温馨的幸福屋舍，远处的冰川诡异地闪闪发光，完全不顾路人的警告和好言相劝。一位少女恳求他留下，并愿意让他疲惫的头依靠在她温暖的胸口。可他的回答只有一个：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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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山上修道院里虔诚的僧侣们正在祷告，突然听到一声呼喊从惊骇的天空传来：永远向上！最终这位年轻人冰冷的身体被发现半埋在积雪里，冻僵的手仍紧握着印有奇特箴言的旗帜：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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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冰冷灰暗，他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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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全无，但依然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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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静高远的天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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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音隐去，像一颗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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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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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展过程的完美典范，社会、制度、智识、经济以及道德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和永不停歇的资本主义步伐齐头并进，这首诗让众多朗费罗的读者产生了共鸣。对于郎费罗笔下英勇的年轻人来说，人生的普通追求，包括对所谓“文化”的追求，其实都是徒劳的且病态的欲望，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过是自我满足。亨利·福特从不在意自己衣着是否时髦或每顿饭是否经过精心准备；他全心追求前所未有的汽车行业模式，心无旁骛。他雄心勃勃地要改变效率低下的现状，破除古老的习俗和混乱的模式，致力于提升工作效率和改善秩序，这样的改革不仅发生在商界，也同样发生在社会改革者、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不思进取和墨守成规被他们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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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头扎进发展大潮中，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想象力与当年堂吉诃德不自量力地冲向风车并无二致。堂吉诃德把风车幻想成巨人，在精神上和道义上都必须把它们打败。洛克菲勒把石油产业的组织和合理化想象成堂吉诃德眼中的风车，这场英勇冒险从精神和道义上来说都很有必要。可能二者关注的对象都不对，或者说他们在他人眼中只是在贫瘠沉闷的荒地徒劳往返，但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却为他们的前途洒下了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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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卓越就在你发现它的地方。如同对美的看法，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丁倾其一生爱恋贝雅特丽齐，朋友们都觉得他就是个情痴，因为在他们眼中，贝雅特丽齐不过是众多美女之一罢了。喇嘛手中的转经筒放到传教士眼中，就成了迷信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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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就无法找到北美商人狂热奋斗的卓越意义所在，而韦伯只能在我们的美国生活中找到一首哀伤的诗，但那些有直接关系的人却不这样看。拉美文学在洛克菲勒看来也许就是蹉跎岁月、无病呻吟，亨利·福特也许会为马克斯·韦伯没把绝好的天赋用在正道上而惋惜。纵观历史，你会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即最后洛克菲勒般的大佬们无论在财力、权力和影响力上，都把堂吉诃德们远远抛在后面——也许不会再有欺骗。也许二者谁也没寻求到卓越的真谛所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们都已寻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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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势力一再西进，并非是经过精确计算或被迫而为，而是受到吸引后主动前行的。尽管和世界各地一样，英语国家同样有辩论、抵制和怀疑，但总的来说，吸引力占统治地位。如普鲁斯特（Proust）笔下斯万对奥黛特的痴情追求，英语世界的人们沉溺于这样的爱情主题不能自拔。像中世纪的骑士卷入宫廷爱情的约定一般，他们愉快地对她百依百顺。他们按她的要求来装束自己，花大把时间伺候她。为了她的心血来潮，不惜重新安排自己的事务来迎合，只求能得到她的召唤来为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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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着迷地沉浸在对那个又丑又老的女人的爱恋中。正如在所有伟大的爱情故事中，总有些莫名其妙、难以理解又不能简化的东西藏在最深处。在伟大的爱情故事中，激情的力量是超乎寻常的，它触及了人类情感源泉的最深处，那既是人文精神与纯粹交集之处，也是宗教诞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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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把亚当·斯密的理论继续发扬光大，从而使一个重要的研究和思想领域更加成熟，用以审视介于宗教信仰和英美世界机制之间形形色色的关系，以及这些社会的形式变迁。近来，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沿着当年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的足迹再次对美国进行考察。他亦指出美国的个人主义、信仰与言论自由、多元主义、对自然和社会等级的大众化反对、社区机制，以及基础扎实的民主实践，都起源于形塑了早期美国文化的英美新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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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英美新教里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强调。英美宗教体验中的个人主义基础将个人宗教生活与这样一个上帝联结在一起，他存在于动荡变化的生活而非稳定不变的事实当中——向大家显明，这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并继续发挥强大的作用。它为英语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奋斗和自我理解方面指明了方向，有助于确保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个体与社会融为一个整体并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和发展奉献全部的力量。与其抗拒资本主义变化的强大动力，英语世界国家更希望竭尽所能去加速资本主义的进程。资本主义变革并非是骑虎难下，而是策虎飞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向险峰。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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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呼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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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欧洲观察家已经发现新教文化总体而言比天主教文化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是如此。这不是说英国的繁荣发达程度高于意大利，瑞典强于西班牙那么简单；各国北部的新教地区确实比大部分南部的天主教地区发展得更好。荷兰和比利时在宗教改革前曾经统一数百年，但之后信奉新教的荷兰的发展大大超过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在法国内部，胡格诺派虽占少数，但在金融家和实业家中得到了充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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