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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众多新教徒几乎是以修道士精神在不懈追求他们的世俗利益，这让韦伯感到非常震撼，他希望在新教教义中找到解释这种献身精神的线索。即使学术界对此已经展开了一个世纪的争论，韦伯的发现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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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仔细研究了约翰·加尔文冷酷的救赎预定论，以期找到解释。这种可怕的双重预定论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自由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而剩下的（在大部分近代早期的加尔文主义者看来，是绝大多数）不予拯救的人则下地狱。被诅咒的灵魂，和人类一样，并没有比那些得到救赎的好或是坏。还好有原罪论一说，所有人的灵魂在地狱之火面前都是平等的。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早在人们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定了他的命运。人们可以祷告、斋戒、施舍穷苦，但最终还是要下地狱。而另一些人，可以成天饮酒作乐到天明，十诫的任何一条都不放在心上，但最后应上帝的旨意仍然可以上天堂。被诅咒的人们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上帝不可测知的威严和力量，而创造那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则是上帝宽大慈悲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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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严峻的理论，从韦伯令人信服的论证以及世代加尔文信徒所留下的无数日记和信件来看，已经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困扰。加尔文信徒坚信上帝实际上早已选中了他们最终进入上帝的国。上帝的拣选都是神秘不可知的，人类标准的是非对错在此并不适用。有没有任何暗示或者线索，可以让我们得知自己到底是被选中的，还是被诅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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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信徒认为上帝的恩典在一些人身上的起效是有迹象的，更合理的是，看到上帝恩典的迹象也就表明神意图让他们得到救赎。加尔文信徒在寻找恩典的神迹过程中，开始监控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为，往往到了沉迷的地步，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寻找上帝是否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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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成功显然是上帝恩典的一个迹象。人们对雇主、客户、家庭和社会都尽职尽责。加尔文信徒也领悟到了呼召（天职）的教义，蒙上帝“呼召”的人不仅需要尽到基督徒的基本职责，尽到对家庭的义务，还需要使自己的才能有益于世界。中世纪基督教教导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必须老老实实、顺服恭敬，对成功并不那么看重，他们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关心和日常事务的处理会使自己对寻找上帝的国度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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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信徒强调世俗工作是上帝发出的呼召，清楚地赋予了经济和社会工作新的尊严及重要性。从事经济工作来服事世界也是服事上帝。你做出了比别人都好的捕鼠器，那不仅会引导世界踩出一条道路直通你的家门，还意味着上帝选中了你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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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态度使得加尔文信徒在世俗职业中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仍是非常重要的，绝不能滥用成功创造的财富。毫无节制的生活绝非上帝救赎恩典的迹象。有鉴于此，加尔文信徒团体开始发展资金池以用于投资，勤勉务实且值得信赖的年轻人可以有效地利用到他人的资金。（韦伯还指出犹太人的价值观为资本主义上升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从17世纪的荷兰到21世纪的北美，犹太教和新教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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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教义被弃而不用，加尔文信徒的习惯仍保存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并非加尔文信徒，然而出自他的《自传》和作品《穷查理历书》中的箴言忠实地再现了加尔文主义者的苛求，彰显出功利主义色彩而非神学背景。无论来世我们会成为什么，早睡早起会让我们此世健康、富有和聪明。无论你的灵魂是否永生，也不管这灵魂是否能得到救赎，能省一分钱就是赚到了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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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氛围中，社会权力和财富将会流向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实践者，不论他们是否像加尔文信徒；韦伯认为，即使最初的宗教动力褪了色，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仍继续推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财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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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著作问世后的一个世纪里，围绕这个论点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中的观点不断被后人攻击、拓展、限制或者转化，但在辩证方面，它仍然是现代历史争论的核心观点之一。韦伯式论证也被调用到其他文化中，尝试为一些问题提供洞见，比如说华人少数族裔在东南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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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历史无疑显示出对韦伯论证的支持。一般来说，英国商人中的加尔文信徒比例更高；而在美国，加尔文主义色彩最为浓郁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一些地区也是对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南部种植园那些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国教精英远远落后于勤奋努力的新泽西长老派加尔文信徒和大英格兰地区的公理会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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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关于呼召（天职）的理念和英美历史显然有关联，但也并非全数相关。资本主义远非勤奋工作那么简单。它需要敢于承担风险的胆识，欣然接受变革的胸怀，容忍挫折的态度，接受市场效应给它所珍视的社会制度和信仰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是非不分，甚至是不道德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社会维度，也有个人维度；制度和惯例因统治力量而改变，而非仅仅是人们的习惯发生变化。在韦伯看来，恐惧也是驱动新教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动力；人们响应呼召（天职）努力工作而得救，因为他们害怕被诅咒下地狱。工作中还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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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新教文化之间的联系令英语国家比韦伯认定的机制走得更为深远，人们普遍信仰市场经济和社会变革是上帝意旨的显现。社会进步是那些特定团体的主要成员得到上帝恩典的迹象，整体来说，社会是行进在正确轨道上的。中世纪圣徒普遍对外部物质条件和社会进步漠不关心。圣方济各宣讲上帝对穷人的爱，但他并未致力于改善穷人的住房条件。如果说上帝的恩典并不能让整个社区有明显的改善，加尔文信徒认为这是难以接受的。一个由众多被选中人聚集的地方应该是世界繁荣、节俭且进步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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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新教徒相信与神共融和体验得救之盼意味着配合甚至推动资本主义在英语世界激发的社会变革。渐渐地，充满活力的宗教会成为英语国家人们唯一的真正宗教。宗教不仅必须容忍变革，还必须促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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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价值观转变的神学关键，是圣经中的先知亚伯拉罕，他的故事在英美宗教中的重要意义已深深扎根在宗教改革神学之中。马丁·路德在对圣经进行神学解释时，认为是圣保罗将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在使徒书信的罗马书中，保罗强调亚伯拉罕对上帝呼召虔诚的最初回应便是得救的基础。因信称义是新教的核心宗旨，这是因亚伯拉罕的故事而建立起来的，路德和他的信众都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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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使徒书信从历史角度将回归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及其相关的故事归因于保罗。在使徒书信的希伯来书中，亚伯拉罕在一场胜仗后遇见了神秘的麦基洗德（Melchizedek）祭司，他成为讨论基督的祭司职分时的中心人物，在此同样敬奉亚伯拉罕为信心的根基。在使徒书信的加拉太书中，亚伯拉罕的救恩原理被用于反对外邦人必须接受犹太人的割礼才能加入教会的规定，这对早期基督教来说，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教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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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们屡次指出宗教改革神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对保罗神学理论的重视；亚伯拉罕的故事在保罗书信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尤其是亚伯拉罕接受了上帝呼召的故事，他由此被看作力量和向心力，这是宗教改革前的虔诚和思想所极度缺乏的。正如亚伯拉罕成为保罗争论是否实施割礼问题的关键人物一样，保罗亦成为有关因信称义的新教论争中的核心人物，而因信称义正是宗教改革中的主要神学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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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保罗在他最重要的神学作品（使徒书信中的罗马书）中写道，这信心“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凭着对上帝的信念，响应上帝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指示的地方去，成为上帝救恩的基础。毫无疑问，很多从天主教皈依新教的信徒都是以亚伯拉罕为榜样，把摒弃父辈的信仰看作响应上帝更高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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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旅行一样，新的信仰观就是要不断摒弃熟悉的事物，这也成为当时宗教和灵修文学的中心思想。大获成功的著作《天路历程》就描绘了一个基督徒为响应上帝的呼召而摒弃家庭和社区舒适的传统生活的故事。在19世纪的英国，这本书是家庭里最常见的书籍，仅次于钦定版圣经；此外，这本书还是美国先驱者最常拥有的书籍，亦仅次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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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韦伯解析中加尔文信徒因惧怕而产生的动力，亚伯拉罕对上帝应许的虔诚回应体现了更为深刻和积极的力量。这并不仅仅是指加尔文信徒因惧怕悲惨命运而劳作，而亚伯拉罕的信徒却寻求更为积极的方向——萦绕于心且至高无上的呼召，预示着更丰富、更有益之现实的呼召。对变革的欢迎已然成为圣礼的一种；从已知去寻求未知，使人们更为亲近上帝。变革获得了宗教的支持和积极的意义；永远向上才是寻求上帝的道路。变革已不再是不受欢迎、时不时必须忍受一下的邪恶了；伸开双臂去拥抱变革，甚至去积极寻求变革，才是生命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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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韦伯乐于看到理性化的进程以及神圣在日常生活中的淡化。更准确地说，对于信奉个人主义的英美基督徒来说，与上帝的私人关系是连接超验领域的极为重要有效的纽带，这种关系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深入发展而枯萎或者褪色。相反，这种超然体验对处于世界加速变化、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之中的人们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变化越大，信徒对上帝的回应就越多，他们也会越来越亲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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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归正的教会（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是指教会及所有事物都必须不断更新和改革。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力并非仅限于正统的新教徒；实际上，正是这种渐进变革的“新教原则”影响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那些人，使之超越了一神信仰的非常广阔的外延。真正意义上来说，变革可以理解为进步，看作对上帝或内在且更高的自我呼召的回应，这可以成为英语世界顶礼膜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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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国宗教，它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且被赋予很多感情色彩，对亚伯拉罕忠诚响应上帝的呼召而产生的认同感也更为深刻。与众不同的美国宗教的演变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为什么美国比其他英语国家在资本主义进程方面更深入、更快速。从18世纪早期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时代到当今的复兴，美国历史上的大觉醒运动都关注上帝的呼召。18、19世纪之交肯塔基州的宗教大复兴，野营布道会上强壮的男子和女性先驱们倒地震颤；在之后的复兴大会上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帐篷聚会，他们在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的布道和艾拉·桑基（Ira Sankey）的福音歌声中跪在帐篷地板上泪流满面；20世纪初洛杉矶阿苏撒街爆发的圣灵浇灌大复兴，数百万美国人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要让他们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旧有观念，踏上未知世界的旅途。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摩门教，召唤成为一种文字形式的呼召，让大家效仿亚伯拉罕而前往新的应许之地。其他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刚开始萌芽的教派离开已有的成熟教会。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大觉醒复兴运动出现的时候，美国人民已在变革之中或是为变革的到来而准备着。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field）的复兴传道影响到整个殖民地，加上乔纳森·爱德华兹发起的大觉醒运动，信徒那令人震惊的宗教热情，为美国革命铺好了道路。接下来的肯塔基大复兴运动有助于创建边疆社会和创立新型民主生活方式，解除众多束缚且从东部习俗中独立出来。当今南部的宗教复兴运动是在旧有的、以种族隔离和农牧业为基础的生活模式被截然不同的环境所替代的大背景下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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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就如当年小教派的蓬勃兴起让亚当·斯密时期的英国乡镇居民更好地适应了工业经济发展背景下城市生活的社交模式和工作节奏一样，宗教复兴聚会、骑马巡回布道的人们以及那些小规模拓荒教会，极大地帮助了美国人去适应一系列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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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督徒都必有亲历上帝呼召的经历，这种信仰已经贯穿三百多年，在美国人心中也已牢牢扎根。18世纪至今的系列宗教复兴和觉醒运动，20世纪五旬节运动的兴起和上一代的福音派更新，都着重强调了决意皈依耶稣基督和个人与上帝关系的重要性。信仰基督教对于美国人来说，家庭和种族认同的因素已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个人选择。现在我们都必须是亚伯拉罕。从历史角度来看，世界各地的宗教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更为广泛的民族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你是希腊东正教教徒或者我是印度教教徒，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信仰。美国宗教生活的流动性——频繁的宗教运动大多在主要的新教派中产生，但也会冲破边界——与美国神学和虔诚的日益个人主义化的本质相结合，使宗教状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当今的美国人来说，宗教信仰在更大程度上是自我构建、自主选择的一种认同感。这也被理解为对上帝呼召的一种回应，这是动态宗教的固有取向，尽管信奉的教义是庄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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