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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督徒都必有亲历上帝呼召的经历，这种信仰已经贯穿三百多年，在美国人心中也已牢牢扎根。18世纪至今的系列宗教复兴和觉醒运动，20世纪五旬节运动的兴起和上一代的福音派更新，都着重强调了决意皈依耶稣基督和个人与上帝关系的重要性。信仰基督教对于美国人来说，家庭和种族认同的因素已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个人选择。现在我们都必须是亚伯拉罕。从历史角度来看，世界各地的宗教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更为广泛的民族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你是希腊东正教教徒或者我是印度教教徒，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信仰。美国宗教生活的流动性——频繁的宗教运动大多在主要的新教派中产生，但也会冲破边界——与美国神学和虔诚的日益个人主义化的本质相结合，使宗教状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当今的美国人来说，宗教信仰在更大程度上是自我构建、自主选择的一种认同感。这也被理解为对上帝呼召的一种回应，这是动态宗教的固有取向，尽管信奉的教义是庄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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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向带来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美国宗教神职人员和信众的范围。美国人普遍相信每个生命的到来都是上帝计划的，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梦想，必须努力奋斗、排除万难、不懈追求，以及美国人不畏惧离开舒适的家而不远千里去找寻机会、追逐梦想的勇气，这些都证明了以亚伯拉罕为原型的力量深入美国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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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亚伯拉罕的呼召（天职）理念巩固了韦伯“新教伦理”所产生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出个人和家庭的范围而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韦伯式的加尔文信徒辛苦工作、勤俭节约，他们积蓄的财富和工作习惯会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亚伯拉罕的信徒相信在新的地方有上帝带领大家通向未知的未来，他们做好了准备去接受资本主义生活带给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后果。在那片新的土地上，旧有民风和习惯正在慢慢消失吗？购物中心和联排别墅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草地和森林里了，人们可以在那里像孩子般玩耍吗？性别分工的消失和变化在新移民填满这片土地后还会持续吗？旧有工业经济中工会工人和稳定就业是否正在突变成一些神秘莫测又复杂多变的新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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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灵魂植根于静态宗教的人来说，如此大的变化是难以接受的。对于动态宗教的信徒，变革既是进步的象征，也是展示信仰的最高美德的机会。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都是上帝的恩典，永远向上！民意即是天意：求变之声就是上帝之声。没有任何的中央组织职权有这样大的能量去号召或形塑，美国人世世代代、前赴后继地努力，不仅是为了个人财富的增长，更是为了建设一个愈加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社会。致力于变革并非要违背宗教本性，而是要给宗教最充分的展示。无论他们是在努力创业，还是去改变社会机制以求体现资本主义体系的新要求和可能性，或者只是为了尽快调节自己去适应势不可当的巨变，无数英美人经过岁月的洗礼，却并未困在帕斯卡恶性循环的赌注里。他们的确看到了生命中的超越；他们实实在在地相信自己在努力亲近上帝。从信仰之旅的成果而言，他们不仅仅是去寻求上帝。他们找到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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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用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话来说，他们的确爱上了那个丑女人，牵起她的手，赢得了她的心，以及她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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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sketh Pearson，Dizzy：The Life and Personality of 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New York：Harper andBrothers，1951），135. 在第75～76页，皮尔森（Pearson）写道：“他们的生活总体上是在宁静中享有幸福，完全不受大多数夫妇任性争吵的损害，他不变的深情、耐心和温柔，她的神采奕奕、精明和冲动形成一种像他们非凡本质一样稀少的和谐。”第215页关于玛丽安妮·迪斯雷利的逝世，皮尔森引用了迪斯雷利的话：“看着她逐渐死去，我们曾长久而完整地在一起共享生活的甘苦，这令我整个儿怯懦下来。”“然而，尽管时有小争吵，约翰逊直到最后仍喜爱特蒂，彼此非常习惯，可能他并不在意她的抱怨……在特蒂生病的最后阶段，她的丈夫非常温柔地照顾她；但直到她于1752年3月17日逝去，他才意识到她对他有多重要。他悲痛至深，无法遏止……他感觉不到安慰。” Christopher Hibbert in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Samuel John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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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ul de Rousiers，American Life（New York：Firmin-Didot and Co.，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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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d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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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帕斯卡假定所有人类对上帝存在或不存在下注。由于上帝可能确实存在，并假设这情况下信者和不信者会分别得到无限的收益或损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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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dó，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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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19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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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usier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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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ernard Henri-Lévy，American Vertigo：Traveling America in the Footsteps of Tocqueville（New York：Random House，200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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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alling（呼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译为“天职”，并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为避免混淆，本文采取“呼召”译法，但为了让读者阅读更流畅，本书在涉及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且确有需要时两词并列使用，而“天职”用在括号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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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15章 陀螺仪与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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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邦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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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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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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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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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亚历山大·蒲柏的作品《鬈发遇劫记》中的诗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双韵对句着实费解，也许只有极少数就读于仍然肯定英国历史文化价值的学校（这些学校也越来越少了）且对英国文学感兴趣的美国学生能够理解。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哉安妮”（安妮女王），统治了哪三邦（英格兰、苏格兰和很不情愿的爱尔兰），还有18世纪早期“tea”（茶）的发音为“tay”，所以和“obey”是押韵的。巨大的差异似乎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当下的美国和旧时的安妮女王时代隔开；不过，如果揭开表层差异的面纱，会发现美国如今其实在很多方面还很像安妮女王时代——这听上去有些古怪，但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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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美国还是一个“适宜”金发姑娘的社会，仍追随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脚踪向西全速前进，仍把眼光投向更新更远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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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字母A大写，“安立甘宗”（Anglican）这个词指代起源于英国国教且仍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共融的基督教会。如果首字母不大写，“安立甘（anglican）”表示人物、地点或事物，无论他们是否属于英国国教教派，都接受宗教和社会问题应当在结合理性、启示和传统的基础上解决。[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今美国社会仍是一个安立甘（anglican）式社会，仍然依赖安妮女王时代的安立甘式三位一体。理性、启示和传统正是在美国人生活的价值观和权威性问题上产生多元竞争的根源。它们是三颗明星，国家中各种各样的元素都希望通过它们设定一条线路，但如同安妮女王那个年代，任何一个都无力去排挤或震慑其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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