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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安立甘式社会的定义就是大家均可在安立甘式三角形中共存，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力量和影响，但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垄断或统治这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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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安立甘式社会往往是动态的、有活力的，我们需要一个更为鲜明的画面来阐释。试想一个三面的金字塔，三个面的坡度都逐渐平缓下来，直到它们到达一个平顶。顶部区域呈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每一面，金字塔的每面斜坡都会变得越来越陡峭。现在我们再试想一个陀螺仪在金字塔顶端旋转。它一边转一边移动，一会儿移向金字塔的“理性”边，一会儿移向“传统”边，一会儿移向“启示”边。只要陀螺仪不偏离平面区域太远，它可以在这三边之间自由移动。但假如它偏离太远，它就会冲过那个不归点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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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甘式社会是并未冲过不归点的社会；如果说当今美国社会是一个安立甘式社会，那就意味着我们还在金字塔的顶端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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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安妮女王时代，她的一些臣民就相信从原则上来讲安立甘式三角关系是正确的。他们认为社会就应保持在金字塔顶端旋转。其中一些信奉安立甘式原则的人对我们现在所称的“伯克式”观念产生共鸣：在不冲出不归点的范围内，社会应尽可能地靠近“传统”那一边旋转。其他一些人则拥有理性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也得到重要人物如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支持，他们认为社会应该朝向“理性”那一边旋转，当然也要保证别转过了头而掉了下去。最后，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应当偏向“启示”那一边，但他们并不希望因此走向神权政治的下坡路。尽管大家对陀螺仪到底应该在金字塔顶的哪个地方旋转意见不一，但他们都认为它应当在安立甘式模式，或者可以说是在宪法领域内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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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还有一些臣民对国教三角关系深恶痛绝，不惜一切想把陀螺仪推出边界。例如，詹姆斯二世党人一直试图帮助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夺回王位；还有坚定的清教徒，他们渴望恢复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的圣徒联邦共和国；还有那些思想自由的激进分子和唯理主义者，他们对于基督教基本教义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这些教条在社会或国家的任何组织中都不应该再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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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头脑清醒的安立甘式模式的信奉者只占很少一部分。幸好当时的“三角形”并没有哪一边占大多数且有优势（也许支持流亡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党人最为接近）。这个多极化的异见乃至异见本身就是革命性的、试图推翻现状，它的作用好比一根悬梁，为安妮女王的皇家大船提供额外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克伦威尔信众们和唯理主义者因为惧怕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而接受安妮女王，大批民众宁愿生活在安妮女王的统治之下，也不愿面对新一轮内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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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意义而言，美国仍然是安立甘式社会，但是尽管这个三角形（和金字塔）的形状和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经过这么多年，支撑三角形的每根支柱都早已面目全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平衡力也同样改变了；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陀螺仪都曾从三角形的这边飞转到那边，但直到目前为止，它从不曾转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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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某些方面，美国更为接近安妮女王时期盛行的平衡力量，但比较两个国家的陀螺仪旋转的路线，便会发现美国日益活跃的西向社会中的连贯性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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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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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体制里的传统因素，乍一看在美国是最弱小且缺乏代表性的。十三个殖民地里并没有很多试图复辟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国内外观察员几乎没有谴责过美国对于传统的强烈依赖。在英国，贵族和君主制的特权也不可阻挡地走向衰落。安妮女王是最后一个有权否决国会议案的君主；三百年后，托尼·布莱尔把绝大多数历史遗留的世袭议员从上议院驱逐了出去。再仔细一看，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会有新型的传统出现，最终填补不断衰退的贵族和君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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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妮女王时代，英国传统被当作贵族和君主制的理念，与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联系在一起。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贵族们试图把这个理念延续下去。英国的贵族统治之前几乎从未影响到大西洋的这头。乔治·华盛顿的资助人和邻居，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是那时定居在殖民地的最重要的授衔英国贵族；约翰·洛克（John Locke）制定的复杂费解的卡罗来纳贵族制度就从未流行开来。即便如此，南部广袤大地上仍有挥之不去的贵族气息。凯文·菲利普（Kevin Philips）在他的著作《姻亲之战》中指出，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人们都把内战看作当年发生在保王骑士党和圆颅党之间战事的重演，南方人努力说服自己，认为奴隶制度和旧时古老的绅士制度有很多共同点。戴维·赫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的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写道，移民到弗吉尼亚潮水区生活的人群几乎全都来自韦塞克斯和英国其他一些信奉传统至上的地区，在英国内战中他们是支持查理一世的；而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则来自英格兰东部清教徒的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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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与文化的相连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大为强化。17世纪英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费尔玛爵士（Sir Robert Filmer）拥护查理一世与国会对抗，对内战前南方的辩护者如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来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乔治·菲茨休认为南方奴隶制从根本上来说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被误导的个人主义者发出一些不切实际、感情用事的言论，比如说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等人，但人类从来也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忽略人类天生的不平等将会是绝路一条。等级制度是自然合理的状态。亚伯拉罕·林肯后来指出，菲茨休的论断也可以解释成白奴制和黑奴制一样是正当的。这是关于人类不平等问题的原则性论证，也是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对英美社会整体方向的传统主义者的经典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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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贵族传统主义在内战后仍有持续，在20世纪的文学和政治中仍有回声，但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贵族传统主义都呈普遍的衰退态势，两国的地主乡绅阶级已经失去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然而，在大西洋的两岸，一种新型的平民传统主义悄然出现，从而取代日渐衰落的贵族传统，创造出持久的政治标杆，至今仍反对国民生活中理性和宗教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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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渐衰落的贵族势力，19世纪的英国保守派四处寻求政治同盟，“新传统主义者”像本杰明·迪斯雷利这样的政客抓住平民民族主义和认同政治，认为可以对其适当控制，从而挽救传统主义的政治无能。改革浪潮不断推进，选举权扩大到越来越多的英国劳工，托利党呼吁广得人心的爱国主义，它如同旧有的传统主义一般体现出不列颠的独特认同，经历了岁月的锻造后成为富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的源泉之一。明智且富有改革思想的自由主义者极为震惊地发现，保守主义的托利党派居然能够像本杰明·迪斯雷利所说的那样“打败了辉格党”，并击败改革派而得到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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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安妮女王的亲信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式的贵族保守主义到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平民保守主义，这一转变过程漫长而复杂，且至今还远未结束。英国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中有时仍显示出这些分野。但总体来说，这个转变是成功的。普遍的民族主义本能地深植于传统思想之中。它立足于国家的历史价值之上；它认为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国防的重要性远超过公民自由。对于把自己的国家特性融合到从理论上可以想象得很美的自由多国组织，比如说欧盟，英国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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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平民民族主义也并非基于宗教价值观。它支持国家的历史宗教理念。在英国，这种观点成为“反天主教”情绪的有力来源，由此滋生了不止一次骚乱。不过，平民民族主义通常不会让经文的权威高于国家。英帝国时代强硬的保守党并没有对帝国扩张战争是否合乎圣经标准产生过任何疑问。他们并没有想过越来越多地把种族等级制度强加到这个国家是否也是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在一定范围内被视为英国传统的一部分，但并非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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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西方世界，平民民族主义使得传统影响力一直延伸到20世纪，并还在延续。当年戴高乐就曾用这张牌来对抗法国共产主义者，而在美国其重要性更加显著。尽管一度被视为对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贵族制度之价值和利益的效忠，如今传统已经意味着对“国家”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忠诚，这就是平民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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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源头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了变化，但它并不能预防危机的出现，或者说至少无法避免安立甘式政治中传统一极相对力量的暂时削弱。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在英美两国不尽相同，但即便如此，两国的发展仍大致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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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方，一战带来的灾难予以平民民族主义一连串巨大而沉重的打击。那场战争中疯狂而难以置信的屠杀大大削弱了英国社会的传统价值的力量，比如爱国主义在后代心目中的地位。人们很难避免去思考是不是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战争和屠杀；以往侵略主义者的盛景已很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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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打仗，但是一旦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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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船，有人，还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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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英国元气大伤，较之前少船、少人，也少钱，最重要的是厌战情绪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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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戴高乐一样，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人。他是为安妮女王赢得对法战争的马尔博罗公爵的后裔，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直因格格不入而处于彷徨与困惑之中，直到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的恐怖威胁把英国人短暂地带回到他们传统的价值观中。他充分调动依然强大的传统爱国主义热情，成功地团结英国人民，赢得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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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又一次削弱了英国的传统政治。传统主义似乎越来越局限于狭隘的思想和反动的目标中。比方说，本土主义者就反对来自牙买加和巴基斯坦这些大英帝国之前的殖民地的移民。足球流氓和种族主义暴力光头党似乎成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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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平民民族主义在英国又有复兴的势头。随着世界大战屠杀和帝国衰落的记忆慢慢淡化，加入欧共体的经历反常地复兴了英国民族主义，就像苏格兰和威尔士恢复了它们基于非理性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一样。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如幽灵般“接管着”英国生活方式，并将那些格格不入的欧陆规范强加到英国社会之上，逐渐滋生了基于国家认同的新型英国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渴望看到英国能够再一次称霸全球，也完全不愿让法兰德斯战场的血腥屠杀再次重演。然而，它像记忆和文化一样是基于非理性的力量，并且无比强大。马岛战争对阿根廷的胜利也导致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苏醒。平民民族主义和认同政治再次形成不可小觑的力量，伴随着苏格兰和英格兰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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