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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平民民族主义也并非基于宗教价值观。它支持国家的历史宗教理念。在英国，这种观点成为“反天主教”情绪的有力来源，由此滋生了不止一次骚乱。不过，平民民族主义通常不会让经文的权威高于国家。英帝国时代强硬的保守党并没有对帝国扩张战争是否合乎圣经标准产生过任何疑问。他们并没有想过越来越多地把种族等级制度强加到这个国家是否也是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在一定范围内被视为英国传统的一部分，但并非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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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西方世界，平民民族主义使得传统影响力一直延伸到20世纪，并还在延续。当年戴高乐就曾用这张牌来对抗法国共产主义者，而在美国其重要性更加显著。尽管一度被视为对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贵族制度之价值和利益的效忠，如今传统已经意味着对“国家”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忠诚，这就是平民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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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源头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了变化，但它并不能预防危机的出现，或者说至少无法避免安立甘式政治中传统一极相对力量的暂时削弱。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在英美两国不尽相同，但即便如此，两国的发展仍大致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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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方，一战带来的灾难予以平民民族主义一连串巨大而沉重的打击。那场战争中疯狂而难以置信的屠杀大大削弱了英国社会的传统价值的力量，比如爱国主义在后代心目中的地位。人们很难避免去思考是不是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战争和屠杀；以往侵略主义者的盛景已很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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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打仗，但是一旦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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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船，有人，还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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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英国元气大伤，较之前少船、少人，也少钱，最重要的是厌战情绪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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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戴高乐一样，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人。他是为安妮女王赢得对法战争的马尔博罗公爵的后裔，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直因格格不入而处于彷徨与困惑之中，直到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的恐怖威胁把英国人短暂地带回到他们传统的价值观中。他充分调动依然强大的传统爱国主义热情，成功地团结英国人民，赢得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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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又一次削弱了英国的传统政治。传统主义似乎越来越局限于狭隘的思想和反动的目标中。比方说，本土主义者就反对来自牙买加和巴基斯坦这些大英帝国之前的殖民地的移民。足球流氓和种族主义暴力光头党似乎成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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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平民民族主义在英国又有复兴的势头。随着世界大战屠杀和帝国衰落的记忆慢慢淡化，加入欧共体的经历反常地复兴了英国民族主义，就像苏格兰和威尔士恢复了它们基于非理性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一样。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如幽灵般“接管着”英国生活方式，并将那些格格不入的欧陆规范强加到英国社会之上，逐渐滋生了基于国家认同的新型英国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渴望看到英国能够再一次称霸全球，也完全不愿让法兰德斯战场的血腥屠杀再次重演。然而，它像记忆和文化一样是基于非理性的力量，并且无比强大。马岛战争对阿根廷的胜利也导致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苏醒。平民民族主义和认同政治再次形成不可小觑的力量，伴随着苏格兰和英格兰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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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危机部分反映了塑造英国政治的力量，同时它也是美国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给美国舆论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使任何一场大战的美国死亡人数都远不及当年的美国内战。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诚然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和平也最为孤立的时期。然而，相比于外面世界的战事，美国的内部动力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平民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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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移民引发的一系列身份认同质疑贯穿了整个19世纪，反爱尔兰和反天主教情绪也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空前高涨。内战后，移民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取代之前的英国（包括爱尔兰）和德国，成为移民的主要力量。大多数国内舆论认为新移民比老移民更难融合，也更难同化；很多精英阶层的观察员同时也是蛊惑人心的平民主义政客，他们警告说，新一轮的移民大潮来势汹汹，都是完全不同且充满危险的人群，美国的“身份认同”在这一轮大潮下几近淹没，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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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之一便是平民传统的潜在后备力量分裂进入了相互敌对的阵营。到最后，在一个人口由来自众多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传统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平民传统会意味着什么呢？20世纪20年代时，人们不仅对代价惨重的一战持反对态度，同时三K党也在美国北部回潮，矛头直指天主教和犹太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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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发生加之时间的推移，又开始把“传统的”美国平民主义重新整合到一起。内战留下的伤口也在时间这剂良药下慢慢愈合。这片土地上的移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铮铮爱国心，他们不断去适应美国的价值观，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他们同样不为人后，英勇为国效忠。美国天主教的圣统制激发了教友们更深厚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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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末，美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危机时代早已结束，越战的阴影也几近消失。普通民众心目中再次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深刻的美国价值观既不扎根于法律文件，也不扎根于圣经，而是深深依附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当中，而这样的价值观正是指导政治事务的重要来源。这种信念是国家政治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安立甘式三角形中传统的支撑脚不仅健全而有活力，还能时不时地踢一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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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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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启示宗教的影响力在英美国家也是时高时低，盛衰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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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激进的新教教派在英国丧失了有利地位。在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大环境下，新教倾向如轻烟般消散到了理性主义中，这意味着众多坚定不移的新教徒后代成了自由主义不可知论者。《多佛滩》是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作品，他用悲凉的笔调描绘了信仰的缓慢退潮。马修的父亲、虔诚的基督徒和教育改革者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是著名的拉格比学校校长，他将体育教育思想和基督教道德融合，倡导强身派基督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出现大量广受欢迎的宗教觉醒文学作品，显示了曾经权威的福音派和新教认信演变和衰退的过程。尤其是达尔文主义和现代方法的文本分析的出现，使得新教一直以来尊崇圣经为上帝无误箴言的信念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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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英圈之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福音派教徒、天主教徒和异教徒中，有额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无数（往往）虔诚的英国人离开故土成为移民；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影响力都超过了英国。19世纪，摩门教传教士将数以万计的英国改宗者带到美国，对于天主教徒和非圣公教的新教徒来说，英语为母语的海外领土为他们提供了在国内极难寻觅的机会和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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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教启示在英国政治事务中仍然有效力。自威廉三世加冕以来，直到1837年天主教徒才第一次被允许在国会谋得一席之地，奉行天主教的爱尔兰协同少数英格兰和苏格兰新近敢言且自信的天主教徒少数派，继续拥护启示宗教的重要性，认定这是英国政治的权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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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新教在20世纪持续衰落，进而削弱了英国宗教认同里新教徒的力量，而爱尔兰的独立更意味着天主教的影响力在英国政治中被严重削弱。这一衰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宗教情感的减弱，几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加尔文主义和卫斯理宗的大本营。社会主义在英国兴起，起初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但随着时间推进到20世纪，它已是越来越世俗化，这更进一步削弱了宗教启示作为英国政治中合法性和权威性来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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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发生了变化。这次在英国本地人中没有发生显著的宗教复兴，却有一批又一批从以前英国殖民地过来的移民潮。从印度次大陆过来的穆斯林，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来的基督徒，都给英国政治带来新的考量和价值体系。以前被认为是永远从政治中剔除的议题，又再次被拿出来在国会上辩论，比如亵渎法的必要性等。一个从根本上反对现状的少数派组织于21世纪出现，其中还包含一个较小的群体，在特定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惜以流血暴力来达到摧毁的目的，这着实让众多英国人大为惊恐。他们的前辈可能会对各宗教间的矛盾冲突较为熟悉，比如说发生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新教不同派系之间，以及怨气重重的爱尔兰天主教农民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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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启示同样也是时起时落，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美国社会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在不列颠群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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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意识地争取让美国社会能够反映出宗教启示，新英格兰地区成为原初的总部所在。这个地区的移民主要是由在英国内战时期支持议会的清教徒组成，所以他们从未热情对待王室。在查理二世成功复辟后，国王的司法大臣试图以叛国罪逮捕幸存的“弑君法官”，谴责后者将查理二世的父亲送上了断头台。纽黑文的清教徒齐心把三位法官藏在一个洞穴中，躲过了王室人员的搜查，后来又将该城市的三条主要大道以这三位法官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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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再次点燃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热情，但自革命时期以来，新英格兰朝着更加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方向进发。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哈佛神学院于1803年成为唯一神教派，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和神迹是有悖于理性的，所以不值得他们去接受。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力图维持学校的正统，甚至把希伯来文放入必修科目，这样本科学生就可以读懂《旧约》的原本——但他是逆潮流而行。从19世纪至今，新英格兰人稳健持续地向理性主义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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