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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南部大多是郊区。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南北战争以来，外国移民首次占据了南部人口的绝大多数。我小时候，整个小城的“外来家庭”几乎用一只手就能数完。拉美裔和亚裔人口在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迅速膨胀。1990～2004年，西班牙裔占了北卡罗来纳州增长人口的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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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30年代，我母亲在南卡罗来纳长大；她清楚地记得家里第一次通上电的情形。我小时候生活的那片土地，很多人都住在没有油漆过的棚屋，里面没有通电也没有室内洗手间；少年时代，我在北卡罗来纳的乡村为启智计划招募小朋友，见到了很多营养不良、连一双鞋都没有的孩子。20世纪50年代，南卡罗来纳的人均收入仅是北卡罗来纳的69%。到2001年时，该地区人均收入整体上达到26351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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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社会变革的其他迹象。禁酒令在我的童年时代仍然有效，就连大都市的餐厅里也不能卖酒，很多以乡村为主的县是支持禁酒运动的“干郡”，境内没有合法贩卖的烈酒和啤酒。“进步论者”不时地挑战这些限制禁令。公民投票结果显示，他们仍然拒绝为禁酒法律松绑。现在，这些事情也都成了过眼云烟。曾经滴酒不卖的小镇，现在都有同性恋酒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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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白人的政治观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多数观察家把南部白人从民主党向共和党的转变简单地归因于白人选民一如既往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在种族和文化事务方面。大部分南部白人（尤其是最白的那些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但政党认同的转变，往往伴随着社会对市场态度的革命性转变。南方的老民主党派拥护种族隔离州权，也支持平民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在我的童年时代，南方人仍把资本主义看作北方佬的阴谋。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经济平民主义获得了南方人的坚定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三次以民主党身份竞选总统，但均未成功。南方白人农民家庭把北方企业利益，如铁路，看作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南方白人从来就没喜欢过那些联邦法规，对工人运动也没有特别的同情心，不过他们对大公司、大企业也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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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南方白人共和党以非常系统和一致的实际行动支持自由市场，远甚于他们的民主党父辈和祖辈。托马斯·杰斐逊对北方商业利益的怀疑态度，以及安德鲁·杰克逊对美国国家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敌意，塑造了旧时代的民主党。南方白人如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和小布什为自由贸易的成功而欢呼喝彩，并强烈呼吁放松对货运和交通运输行业以及电力事业的管制，以上种种一定会让他们的民主党前辈们极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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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保守主义者的神学同样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南浸信会曾为过去纵容和支持种族主义而正式道歉。生存权运动可能有一个针对堕胎问题的保守议程，但南方创立白人天主教-新教联盟在四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候绝大多数南方新教徒仍把天主教会视作反基督教的邪教、巴比伦大淫妇。出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军事基地这样的北部前哨，在那个时代南部几乎没有天主教徒；从1970年到2000年，北卡罗来纳的天主教信徒增长了357%。[4]如今，在鲍勃·琼斯大学（极少数南方白人老旧传统仍然纯正遗留的地方）范围之外的地方，天主教已然成为上帝家庭的一分子；天主教和福音派的对话正在取代天主教和主流新教的对谈，成为普世合一运动中最有活力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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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充斥着那些自认为是宗教保守派的激进革命者。跨种族的浸信会加入和天主教会的联合祷告，把自己看作各个战场上积极应对各种变化的勇士们。南方商人们周末会穿上邦联军人的服装来重温内战战役，但同时他们对北方佬从种族到经济各方面的理念和态度照样欣然接受。整体而言，仍然标榜自己是全国最保守、最受传统制约的南方白人，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契约的革命性资本主义转型中，投入了全部的力量和影响力，而这样的转型正是他们的先辈不惜代价、拼尽全力来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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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的宗教复兴运动似乎仍然受当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的社会逻辑影响。在贤能统治的社会，每个人从初中开始就要面对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无论是考进好大学、找到工作，或者是开创并继续自己的事业，我们这个消费社会所提供的眼花缭乱的诱惑和机会，有可能会带来致命的破坏力。未成年人常常接触到一些露骨的色情内容和鼓吹反叛、消费和性探索的价值观。成人的享乐消费使得当年罗马帝王们的很多诱惑都相形见绌。有些富到流油或是人脉极广的美国人，可以常常享受奢华安逸的生活而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事业或福祉等。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并没有那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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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无法屈服于身边的诱惑。生活在一个小且扎根很深的社区，朋友和亲戚的关注基本能使大家的行为准则遵从一致性。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郊区，很多人对自己的邻居都不甚了解。从任何角度来讲，他们的生活是彼此隔离的。工作的同事往往不太可能成为街坊邻居，而街坊邻居往往很少能正好在一个公司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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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形也是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引领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投身于密集的宗教团契的大环境之一。唯有将坚定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道德准则结合起来，才能够在面对无数诱惑时生发强大的内心力量，过上道德高尚的生活；也只有由最密切的教友组成的紧密而私人化的团契，才能为这样道德高尚的生活给予支持、鼓励，并负有责任感。因此，美国人需要为自己和孩子创建这样的信仰社区就不足为奇了；几百年来英美世界与强大宗教同行的历程告诉我们，这样的行为远没有危险，能够为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应对前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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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陀螺仪似乎转离了安立甘三角形的理性一边，到了历史上属于传统和启示的角落；然而，它还在继续旋转，并未放慢脚步或是翻倒在地。事实上，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旋转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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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种大小写的区别也同样适用于“Catholic”和“catholic”。大写字母C是指“罗马天主教”，小写字母c一般指的是在教会中拥有主要特点的人或事：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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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由国家或政府推行的宗教改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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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fred E. Eckes，“The South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1950 to the Future，”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South，ed. James Cobb and William Stueck（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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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hn Quinterno，“Tar Heel Catholics，” Southern Cultures 10，no. 4（Winter 2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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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四部分 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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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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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涉及了前言当中提到的前三个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和道德文化，回顾了过去三百年来常胜不败的经济和地缘战略，这些战略用于与不同对手较量、建立全球体系的漫长战争中；深入研究了两国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以及它如何先后使英国和美国长久以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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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变的时候到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盎格鲁-撒克逊的实力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来求问“那又如何”的问题了。我们已经回顾了盎格鲁-撒克逊权力到底做了什么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做到的，下一步我们要问他们取得的胜利对世界历史来说意义何在。难道英式和美式的海洋体系只是两个多余的范例？两个毫无意义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趾高气扬一时，然后被迅速遗忘吗？抑或两个国家确实有所企图，而不仅仅是希望增加它们领导人的权力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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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时常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英美优势的目标在于开创一个和平、自由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国际联盟、联合国和老布什总统在苏联解体后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其实都是不断尝试的范例，主要由英美政府提议并促进形成，但行动者也不限于英美政府。为创建自由和平的世界打下制度基础，这正是英语国家所寻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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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过去百年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英美国家一直低估了建立一个它们想要的全球民主和资本主义和平的难度系数。无论是当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热切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能成为“结束战争的战争”，还是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托尼·布莱尔试图通过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来在伊拉克实行民主制度，自由主义乌托邦似乎一直在逃避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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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情表象上来看，几千年来持续的专制统治和硝烟不断的战事似乎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就走到尽头。而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把人类的麻烦和冲突的起源归于人的本性当中，而不是针对拙劣的制度和糟糕的经济表现，这似乎也打击了人们对正义与和平即将到来的信心。如果我们既能看到盎格鲁-撒克逊政治领导力在过去百年里一直未能建立丁尼生笔下的人类的议会，也能看到失败的代价是如此高昂，一个真正的谜团就会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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