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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是认为历史由规律，比如说自然规律塑造。这就取代了神学理念——认为历史是由上帝的旨意和意愿打造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现代主义者，甚至所有的进步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虔诚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调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与神学概念。但这也确实意味着，现代主义者可能愿意见到上帝在自然之内或通过自然做工，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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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进步主义中的地位相当于托马斯·阿奎纳之于天主教，约翰·加尔文之于基督教新教。并非所有的进步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托马斯主义者，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新教徒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但阿奎纳、加尔文和马克思都对他们不同形式的信仰和思想进行了最充分、最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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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纳和加尔文都是在伟大前辈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并对他们形成挑战。与此类似，马克思的亚伯拉罕历史观本质上是要扭转一个早已存在的历史原型，这种扭转如同移动山脉，挑战了整个世界。马克思的现代历史标准故事起承于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后者同样深深影响了弗朗西斯·福山。黑格尔发展出一条研究进步主义历史的智识和精神途径，试图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工作进行系统化整理，那些思想家已经草拟出了文艺复兴之后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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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愿景更接近原始基督教模式，而非英国作家大卫·休谟和与法国启蒙运动相关的各种思想家和作者所创造的世界历史的世俗范式。黑格尔的信义宗传统神学基础对他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如同圣经历史一样，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始于一个纯真的天堂，那里人人平等。当人们的内部纷争不断出现时，原始的人人平等消失无踪，堕落早早降临。对于黑格尔而言，成为结果的不平等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人类最深切的需求是通过被其他自由的男人女人承认是平等的来完成人性的实现。历史进程是漫长的，人类在渴求认同感的强烈驱动下，会缓慢痛苦地建立一个使新型平等成为可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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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历史画卷包含基督教历史图谱的所有核心结构特点，如纯真的花园，堕落产生系列问题需要历史去克服，以建立一个更高生活方式为目标的进步表现和斗争，这些可以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和目标。马克思研究黑格尔理论，被这一伟大历史哲学呈现的宏伟壮观深深打动，但他觉得黑格尔哲学在把黑格尔的理论系统与经典基督教历史区分开来这一层面，似乎还不够深远，也许实际上已经非常远。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至高权力是错误的。马克思希望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自然原因和物质世界当中，而不是依靠那些晦涩难懂的神秘话语和讨论精神力量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研究了像亚当·斯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如何用自然事件完全取代了基督教上帝，并着手建立像黑格尔哲学一样伟大且席卷世界的历史哲学，但又如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实用而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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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识成就之一，尽管马克思在他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对未来实际走势的预测并不成功，而那些试图把他的哲学思想变成政治手册和经济文本的人，则犯下了一些有史以来最深重的罪行和失误。对于那些希望理解世界领先思想家们和作家们在过去两百年的关心重点的人来说，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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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再一次体现了古老的亚伯拉罕历史。那是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早期无阶级社会；接着是落入压迫的世界，然后向着光明长期艰难爬行；最后，伴随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自己的新耶路撒冷的世俗版本中画上了句号。当无产阶级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把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时，经济发展在普遍富裕的社会达到顶点，同时社会和精神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且比任何阶级社会都更深刻地承认并保障人权平等。和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的历史也不需要超自然的至高权力；人性自身的习性产生并创造了以上两种模式的动力，尽管这动力把二者带去了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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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是在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或是在前黑格尔派人物身上寻找灵感，历史进步主义理论家们都以亚伯拉罕为基础框架。他们同样认为历史进程是追随一系列规律的，而这些规律可以为人类心智所掌握。至少从其大致轮廓来说，人类历史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一个人知晓所有的事实并了解历史的规律，还有一个可以飞快运算数字的电脑，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人就能够预测重大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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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亚伯拉罕信徒一样，进步主义者在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方面展开辩论。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且无法改变的，所以人们只能认命了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予”，人们可以自己选择去采取行动，从而推进或推迟伟大人类运动迈向更好的未来？进步主义逻辑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其伦理学则导致唯意志论。张力从未真正得到全面解决。列宁和斯大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即使他们领导下的苏联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看来是徒劳无功的：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上最发达的社会，但它的工业远远落后于德英美等国家。毛泽东也试图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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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是由规律驱动，而这些规律又可以被人类了解，那么应该说我们可以为历史做计划——我们可以积极去塑造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可以组织政治团体以加快前进步伐。我们可以构建未来。进步主义者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国家能够并应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是社会最强有力的媒介，如果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向，我们应该调动国家的所有力量去为之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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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政府是世界历史中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和路易十四时代遗产的基础上，雅各宾派和拿破仑时代首次给予法国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形态。政府重新改造了法国的财产权，遏制了教会的权力，清算了封建主义，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将法典现代化，确立了全民普及教育和普遍兵役制这两大现代欧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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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拿破仑最后以战败收场，但无论是对民主派还是暴君来说，他所建立的法国政府仍是国际进步主义政府的主要模式。奥托·冯·俾斯麦在拿破仑模式的基础上，将德意志帝国建设得更为强大和现代化。对于欧洲内外的民族主义现代派而言，德国和法国无疑是主要的灵感来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ctor Emmanuel）时代的意大利，巴西共和国的实证主义创始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社会工程师们，有着“土耳其之父”称号的凯末尔（Kemal Atatürk），以及在特有的布尔什维克理念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的列宁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都看到各自的进步主义国家出自同样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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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像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sad）和萨达姆·侯赛因等，他们都是透过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以及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实践来看法国。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从革命的墨西哥到革命的古巴，在它们的政治架构中都曾有进步主义的雅各宾派；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以及以色列政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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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们必须去认识。近代历史中的两次主要革命将世界放在两条相互竞争的跑道上。光荣革命为众多英语国家确立了政治发展路线，法国大革命则在政府组成方面起到了更大、更广泛的作用。英美人赢得了与法国开展的军事和经济竞争，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输出现代性的政治架构方面，法国时常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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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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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形式皆强烈要求信徒去配合上帝的计划，希望这样能够加速实现对世界的计划。但从更古老的有神论立场来看，历史进程的最终责任几乎都掌握在上帝而并非我们人类的手中。然而，现代主义者感到自己受召前来解决历史问题，并使得历史进程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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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致力于研究无产阶级崛起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些显然不够；他们期冀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并建立史后乌托邦。非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者同样希望能够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更加有所作为。科学方法的应用为共同致富与和平赋予了技术能力；进步主义政治意在运用这些新技能去创造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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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历史中资本主义革命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人类在现代资本主义中通过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掌控而获得的科技、能力和洞察力，借助这些能力，人们又有机会和义务去解决人类生存条件的种种问题——从亚伯拉罕的观点来看，即把历史带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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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启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广泛传播，亿万人民不再相信那些古老的邪恶可以无限期地存在，直到遥远的未来。那些存在已久的假设和机构受到质疑。现代化席卷全球，出现人道主义革命反抗酷刑和其他施虐行为。18世纪的法国仍使用残酷的轮刑处置重刑犯。近代废奴运动也是从18世纪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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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代人的眼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改革者简直就是疯子和怪物，并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崛起。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别的地方，现代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社会改良运动的爆发。在西欧一些改革最为彻底的国家，生命有了尊严和安全的保障，这说明现代主义启蒙的众多期盼具有正当性。劳动者得到保护，妇女得到解放，死刑得以废除。如今欧洲监狱的生活条件比中世纪的贵族还好。天花已经被消灭；人类寿命几乎翻了一番，而且还在上升。动物已被社会列入仁慈保护的范围，在英国，狩猎者不能将狐狸猎杀至死。我们有时似乎已经很接近当年著名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在诗中阴郁的预言，即世界将会由“防止虐待植物的姑姑阿姨协会”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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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尝试性改变并非只由愿望来推动，恐惧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尽管出现所有这些进步，仍有很多人认为世界就是这样而不用作为。到20世纪时，恐怖的武器得到极大发展，战争使得文明标准大规模崩溃，这改变了世界。从历史角度来看，战争一直是令人遗憾的，却也是无法避免的。战争是国家解决它们之间分歧的方式。在当今拥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是无法承受的事情。战争不再是令人遗憾的悲剧，它是生存的威胁。约翰·肯尼迪曾说：“人类必须停止战争，否则战争将毁灭人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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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和世界历史紧紧交织在一起，所以要想消灭战争就需要进行非常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就实际情况而言，战争的结束也是历史的终结；假设人类发展达到一个层面，即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已经不再是解决人类事务的最高仲裁，那就可以说我们已经明确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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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并非唯一已经去而不返的古老邪恶。消灭战争需要很多其他任务。要想消灭战争，我们必须坚定地消灭导致战争的原因。如果战争被消灭了，大规模贫困将不再被接受。穷困会大大刺激穷人向富人开战；我们必须有一套全球经济体系，从而使得债务缠身的南亚稻农能够摆脱贫困，否则我们将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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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人相信民主国家通常很少愿意卷入战事，所以美国如今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这一使命不仅延伸到历史悠久的国家，像中国和摩洛哥，还触及那些政权从未有过稳定状态的地方，像阿富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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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正义和经济的发展，和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压迫妇女的世界没有公正可言；若不充分调动人们的才华并保护她们的权益，经济发展就是一纸空文。因此，进步主义和自由的现代主义国家在对内和对外政策当中都含有反对不容置疑的邪恶的目标，比如女性割礼，以及最传统的伊斯兰法律学提出的女性权利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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