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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蜂群受到异邦群蜂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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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挥霍财富及生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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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于其他蜂巢的贸易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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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已成了这个蜂国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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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有的罪恶使其壮大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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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德则已经从政客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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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了上千狡猾多端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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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客们那些美妙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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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和恶德结为朋友，从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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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蜜蜂当中的那些最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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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的共同福祉贡献良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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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坚持认为恶习才是导致蜂巢欣欣向荣的原因。富人们的奢华、虚荣和骄傲，使得数以百万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有工作可做。因为要紧跟时尚，一旦有新的风潮出现，就立刻把家里家外重新装修以迎合时尚，让邻居投来艳羡的目光。这就是富人花钱的方式，从而也让社会上其他人群可以谋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混乱的犯罪行为以及私人利益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穷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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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德就这样养育了机智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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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随着时代及勤勉一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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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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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与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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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威力无比，竟使那些赤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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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得比往日阔人还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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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的所求已没有再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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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寓言中的蜜蜂们是不可能见好就收、安于现状的。由于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他们决心从善并开始过简单的生活。其结果是：贸易崩盘，国家权力垮台，外国势力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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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诗集于1705年首次发表。三个世纪后的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贸易经济的根本所在：私人邪恶对公共利益负责的反转式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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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个时候，曼德维尔的观点遭到了社会的强烈谴责，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应被看作对这种观点的驳斥，而非认同。斯密本身并不信仰宗教，但他的世界观是道德的。人类有着自然赋予（或有人更愿意认为是上帝所赐）的本性，也就是说，当人们可以自由去跟随自己的本性时，有秩序和富裕的社会就会自然产生，而不需要太多的指导或权威约束。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已有这样一种方式，即如果我们都能够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的话，世界本身存在的秩序将会在人类经济互动中显现出来，如同天空中的实体遵循万有引力原则和运动定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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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新近独立的美国人民深深地被“看不见的手”这一信念塑造，就像他们的英国堂兄。托马斯·杰斐逊的很多民主理念其实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动力在政治领域中的改编：只由其自身利益的意识观念所控制的人类个体行为将会创造出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社会。杰斐逊比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人是政治生物这一特性。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城邦里才能得到认同；然而，他并不认为人自身的本性必然会创造出一个幸福或者成功的城邦。杰斐逊则从更深层面肯定了人是政治动物。人的本性一直以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的：受过教育的多数人的自由且不勉强的选择，将会创建一个自由国度，犹如受到我们的老朋友“看不见的手”的操控。良好的秩序将又一次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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