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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并不认为它们的生活是在向现代资本主义慢慢转型，但实际上英美世界的转型进程比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面临的状况更为从容。工业和社会革命在英美国家历经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才完成，却突然出现在那些落后国家，而且需要这些国家能一下子消化各种革命带来的后果。生活在文化闭塞的小山村、靠农业养家糊口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们如今要通过互联网来完成课业。从未见过火车的村民们，突然买得起摩托车了。生长在塞内加尔偏远内陆的青壮男子通过某种渠道成为欧洲地下劳动力市场的一员，现在生活在巴黎或布鲁塞尔。金融市场和实践经过几个世纪的反复试验才在资本主义大都市中心成熟壮大，现在却要完整地输入和批发到一些甚至在几年前都没见过股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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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认为资本主义充满活力又贪得无厌，这超出了英美人经历资本主义进程的感受。一些机构的职责是处理随着转型而产生的后果，并在利益冲突发生时做出适当决断，这些机构受到更为快速的转型挑战，乃至常常被压垮，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也因此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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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似乎常常会忘记它们是付出了多少努力、经历了多长时间才建立了资本主义运转所需的制度和习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18世纪的英国政府简直是惊人的无能和腐败。高级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把贿赂和窃取看作工作的一部分。麦考莱曾在著作《英国史》中尖刻抨击了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在致力于为祖辈洗白的传记中也不得不承认约翰·丘吉尔在指挥英军作战时经常和宿敌法国保持秘密通信，那些来往信件中就有路易十四允诺如果同意英法缔结和平条约就给他难以置信的贿赂等内容。在整个军队中，军官们买卖委任，并用各种诡计和托词来骗取国库本用于供应必需品和付给普通士兵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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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从顶层开始。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他于1721～1742年掌权。他把议会发展成一个令人畏惧的机器，其成员公然行贿受贿，并往往为那些人提供报酬丰厚的闲职。英国的纳税人赡养“世袭大猎鹰者”（Hereditary Grand Falconer）直到1816年，尽管从政府到国王谁都没有养猎鹰。沃波尔在位期间为自己谋取了巨额财富；下议院为此质疑他时，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否认。“那是当然，”他说自己的确获取了一笔财富，“在众人觊觎的最有利可图的高位上干了将近二十年，除非从这些显赫高位上获取财产也算有罪的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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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的席位和选举人的选票都是公开买卖的。1734年，来自南安普敦的英国议员安东尼·亨利（Anthony Henley）就因选民不满他支持消费税而写信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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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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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你们的疑问，我对你们傲慢质疑消费税问题而感到惊讶。你们知道我非常清楚，你们是我买下的。大概你们觉得我还蒙在鼓里吧，其实我很清楚你们现在又在把你们自己卖给别人。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你们并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正在收买另一个市镇。祈愿上帝诅咒你们。愿你们的家门对着所有收税官敞开，如同当我（以议会候选人身份）代表你们这些无赖之时，你们的妻子和女儿都可供我享用一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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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腐败和无能在政府各级部门遍地开花。在1869年到1871年之间，建造一个纽约市立法院所挥霍的纳税人的钱，居然是英国国会大厦的四倍之多，而且法院仍未建成。[3]动产信贷银行丑闻（The Gredit Mobilier Scandal）暴露出有大约2000万美金的非法利润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修筑合同密切关联。合同上的花费由联邦政府补贴支付，公司将股票派发给两党政客，以确保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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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马克·吐温沿着那个时代政府腐败无能的线索，通过不止一代人的经历讲述了与政客们关系深厚的费舍尔（Fisher）家族和他们提出赔偿请求以补偿虚假战争损失的故事。1813年的佛罗里达克里克战争期间，他们因印第安入侵者而失去了一块地里的玉米。费舍尔家族通过国会游说获得一道又一道法令，最终敛得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金的巨款，内战开始后，他们的游说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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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选举可谓混乱危险且臭名昭著的腐败。在杰克·贝蒂（Jack Beatty）所著的《背叛年代：金钱在美国的胜利，1856～1900》中，他指出上纽约州的报纸公开刊登当时选票购买价格的上涨（从14美元到27美元）；南部非洲裔选民因教育水平低而事实上失去了投票权，他们的选票就可以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在这期间，俄亥俄州亚当斯县85%的选民和新泽西州开普梅县42%的选民出售了选票。当选票贵到难以购买时，政治操盘手则会把假票塞进投票箱。在1868年的选举中，坦慕尼协会印制了45000张假选票以操控选举。在费城的一个选区，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政治改革者给每个注册选民都发了一封信；63%的挂号信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收件人已经去世、搬家，或无法联系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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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令拙劣而不称职的政府暴露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时，腐化贪污还远远不是海象和木匠面临的最大问题。英美世界两个最雄伟的大都市伦敦和纽约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英美人可以解决的能力范围。拿纽约来说，数不清的移民从乡村或从欧洲的各个角落如潮水般涌来，人口密度的提高和城市化范围的扩大，完全压垮了当局的应付能力。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两座大城市的市区环境几乎一直都是难以名状的肮脏，治安状况也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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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代的伦敦最多有5万人，直到14世纪才又一次达到这一水平。到1600年时，伦敦是大约20万人的家园；这个数字持续上升，至光荣革命时期，伦敦人口超过50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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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政当局根本无法掌控这个城市。18世纪时，那里的警察局和消防部门形同虚设，那些没受过训练、教育水平低下、缺乏监管的看守和巡警简直就是莎士比亚《无事生非》里的道格勃里警长（Constable Dogberry），根本无法和现代警察相提并论。伦敦正规的专业警察机构直到1829年才成立。法律是残酷的，但法院毫无组织性，监狱更是处于管理极为不善的状况中，从小偷到杀人犯都对法律没有什么敬畏之心。检察官的职能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刑事检控都由个人提起。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的诗歌《早晨描绘》中讽刺了伦敦的监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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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们晚上被狱卒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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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正大光明地为狱卒偷钱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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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再回到监狱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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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觉得这个城市既迷人又让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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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充斥着恶意、掠夺、灾祸、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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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的怒气让城市的烈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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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暴徒到处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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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律师们四处徘徊搜寻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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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欲坠的房子在你头顶轰隆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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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无神论者谈论着你的死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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