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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一派还是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们，都非常热衷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缺点进行说教，尤其爱指责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普遍存在的那些机构臃肿、能力低下的政府。我们如实观察一下，自己这块乐土上那井然有序又管理得当的政府到底比它们强多少。机构精简到足以支持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同时又足够强大和有效地去管理多变的经济，我们的“金发姑娘”政府成了世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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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建立起如此腐败、效率低下的政府，在某些方面过于庞大且贪得无厌，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软弱低效呢？无知、偏见、盲从传统、善用阴谋诡计的寻租“精英们”以各种令人讨厌的方式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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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观点往往容易忽视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喜欢建立最大、最强势的政府部门，通常能够反映出它们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其一是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让自己担心，如果政府没有强大的势力则会过于软弱而无法去和其他强国抗衡，无法在多民族的新国家维持和平统一局面，无法管理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因此，日本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类发展阶段相比，他们需要更强大和更积极的政府。凯末尔努力为奥斯曼帝国的废墟带来新秩序，从而建立了现今的土耳其共和国。他和一系列对手做斗争：国内的少数民族，反对其现代化计划的宗教传统主义者，希腊和意大利为扩张领土而发动的军事入侵，北方苏联共产党的威胁，还有持敌对态度的英国的虎视眈眈。无论是凯末尔本人，还是与他合作最为紧密的军队领导，没有人会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小政府能够处理好土耳其内外交困的局面。几乎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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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埃及那些未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们在机构臃肿、能力低下的政府部门工作，薪水少得可怜，这的确令人沮丧；但是，从埃及政府人士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他们认为如果让那些刚刚毕业、躁动不安的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那才是令人沮丧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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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相对）小但（相对）诚实和胜任的政府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当中发展出来的。它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行之有效，也是因为在民间和政府间的劳动分工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喜好，同时也被大家视为合乎逻辑常理的。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在很多方面依赖于英美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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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需要一个权力不是太大的联邦政府，因为社会各级的商业利益、国家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家庭乃至个人都在不断地参与到计划制订和决策执行当中去。每个县市都在想方设法地吸引商机。几乎每个学院和大学都在开设能够帮助毕业生找到好的就业机会的课程，从而招收到更多的学生。教会、犹太教堂和清真寺都在着手处理一些社会问题，让饥饿的人们填饱肚子，满足穷人的居住需求。嫉妒的政客们费尽心思去挖掘对手们的丑闻和滥用职权的行为等，与此同时也在试图发展自己的政策计划，从而不同程度地赢得公众和商业支持。大批家长教师协会的家长们围攻学校管理者，要求学校提供新的课程和设施。然而，这种推动力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一般而言，美国人普遍比较尊重并遵守法律，即便在无人看管的时候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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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的最大财富并不是有多少矿藏或者多么广大的农业用地，也不是说在银行有多少储备，而是整个民族的心态和习惯，是人们习惯于自我管理，能够自发推动商业发展，随时准备参加各种形式的自发的和私人的活动，但同时也习惯于历史悠久的有序自由。这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迄今最有价值的，也是最难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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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的大部分地方来说，强大的政府往往代表它们在试图弥补这种活力和秩序的缺失。中央政府必须强势，因为地方政府既软弱又腐败。国家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社会普遍缺乏对于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基本教育、生活经验或是方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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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经济诀窍一直集中在一个小群体当中：如和前殖民权势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或是在少数族裔当中，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巴尔干地区的德意志人，包括埃及在内的老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的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东欧的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等。20世纪的民族主义斗争往往导致对富有又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的驱逐和迫害。主流人群确实掌握着政治权势，但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却往往有限。仓促上阵且教育水平不足的政府官僚企图填补这个空白，他们用政府计划行动来代替之前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结果往往是非常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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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仅仅是因为需要一个强势政府并不能使其变得有益。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害终归还是害。为帮助它们向资本主义过渡，许多国家采纳的这种强势政府在开始时是怀着崇高理想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能够多年保持高远的志向。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全部的代价，强势国家的一些缺点是非常严重的，正是这些缺点导致英美青睐相对小的政府，这类政府在计划经济中仅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的经济大权都被那些“寻租精英”垄断并滥用，这些还不够，他们运用自己手里的经济大权去建立持久的一党专制。在许多国家，那些官员往往会做出毁灭性的、悲剧性的发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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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到处都散落着无用累赘却又耗资巨大的东西，雄心勃勃的开发项目最终以烂尾收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简直就是一个装满了不切实际的计划的墓地：用根本不可行的错误方法把食糖产量提高到创纪录水平，培育具有超强繁殖能力的奶牛群，打造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产业等。位于朝鲜首都平壤的柳京饭店，高达105层且拥有3000间房间，却从未营业。那里不仅从来就没有游客前往，据报道整栋建筑已经开始下陷，电梯也已无法使用。废旧生锈、油漆斑驳的工业设备在非洲比比皆是，那也曾让非洲人一度满怀希望。[16]中国长江的葛洲坝水坝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建设期间有一半的中国投资都投进了这个项目。但现已完工的葛洲坝工程却由于规划不良以及不合格的船闸系统而使得水运颇受阻碍，在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电力，此外水库水源遭到了严重污染，足以使很多重要的物种濒临灭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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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们常常抵制不了诱惑，去发表一些关于计划经济必败的冗长说教。更为重要的是，这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在关键历史阶段所拥有的选择比起英美人来显得毫无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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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地缘政治是迥异的。对于英美人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符合并巩固了全球政治和安全趋势的重大变革，所采取的方式也是英美人从根本上喜欢并能够理解的。它使得英美两国达到了权力和声望的巅峰。海洋体系确实是好东西。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从法国开始，可谓困难重重。俄罗斯、德国、中国、日本以及阿拉伯世界：世界上这么多地方都已经看到它们为秩序和统治所做的计划被推到一旁，甚至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之内也发生了极不受欢迎的变化，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都被英语国家和那些在自身体系中已经成功的外国人大大影响了。对世界上大部分地方而言，英美秩序和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失利、边缘化、失败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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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海狸一样，英语国家也已经修建大坝；随着大坝的升高和池塘的上涨，海狸们感觉到世界真是越来越好。它们看到充足的食物和坚不可摧的安全堡垒。但并非所有的动物都因此而高兴。有些动物可能还能设法应对，比如说鱼类、蝾螈或者浣熊等，但是红松鼠或黑松鼠是肯定不乐意让它们的树林被毁的；兔子失去了它们的窝巢，狐狸的洞穴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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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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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试图努力解决冷战后世界正朝着矛盾又古怪的方向前进的困惑，两大主要学派在这个时间段内浮现出来。一种观点看到了美国的自由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权力等方面取得的胜利，并预测了海洋体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上升。这种看法有助于使人们满腔热情地接受福山的观点，即他推测世界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点”。其他人则指出，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对美国核心价值观和政策的反对持续不断，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推测，世界可能会遭遇“文明的冲突”。福山和亨廷顿论点的支持者之间发生的辩论，其实是西方历史上非常古老的话题的现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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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山被问到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是历史的终结时，他有意识地把他的观点融入西方启蒙运动的悠久传统，认为大事件最终都是受普遍理性指引的。在法国真实准确或者即将真实准确的东西，在德国和中国也会是真实准确的。展望世界，人性都是一样的；我们所见的文化差异是偶然且必不可少的；在人类社会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发展的时候，人们将倾向于在政治、经济的布局以及意识信仰上向同一个方向会合。文化差异将继续存在，但它们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只是意大利人喜欢通心粉，瑞典人爱吃鲱鱼，新加坡人钟爱咖喱鱼头而已。然而在重大问题上，他们将会是一致的，都是后宗教的、民主的、自由的和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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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世界则是一个处处充满着无法抑制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逻辑的世界。宗教和文化使人们响应不同的动力和理念。穆斯林并不愿意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印度教也不想和儒教一样生活。塞尔维亚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像是法国。什么东西在巴格达是真的，到了德里就被认定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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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世界在世俗形式的上帝之城达到高潮，全人类幸福生活在同一套单一法律下。而在亨廷顿的世界，我们拥有了一座巴别塔：上帝“变乱了人们的语言”，永远也不可能出现治理全人类的单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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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近期的辩论再现了19世纪欧洲政治的冲突，此类冲突发生在那些信仰普世性革命的人（无论是受到鼓舞的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和关心本国解放与发展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福山站在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著名学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等人一侧；亨廷顿则是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及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人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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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遍理性和文化特殊性之间的辩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活。两方的论点都有道理。一方面，一种普遍逻辑昭示着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交融现象，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迫使体制发生变化和改革。另一方面，很多事实证明文化范式的涵盖范畴要比普遍理性已经胜利带领历史进程走向终点的理念要广得多。我们并不需要“9·11”事件来警醒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冲突是不可能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殆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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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文明冲突的前景时，亨廷顿既不认为这种冲突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也不主张我们确实有文化冲突。他希望关于引领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力的分析报告有助于在某些方面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使冲突尽可能减少。为了完成这个问题的分析报告，他发现自己运用的历史和文化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赫尔德的理论，并受到一系列欧洲18～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家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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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尔德攻击了康德及其所持有的后爱国主义的普世观，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赫尔德仍不失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是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甚至是个平等主义者——在18世纪的德国，世事远比今天要困难得多。他也是亚伯拉罕式的：他相信历史进程是一个引领人类从较低的水平到辉煌的顶峰的发展之路。但是，赫尔德对这条朝向顶峰的路径的理解却迥异于现代主义者所持有并一直在这一群体中最为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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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到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成为对“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的直接负责者，该概念也出现在福山的论著中，进步现代主义的解读者已经是国际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差异最多只有短暂的重要性。历史前进的动力，真正推动历史事件发生的伟大力量都是普世性的，如共同的价值观、经济规律和人性本身的结构等。这是普遍的历史，其观点集中在超越了地理、文化和文明界限的力量当中。这是一个国际主义的世界观：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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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赫尔德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他写作的时候，许多德国爱国者反对革命，认为那是傲慢的普世主义。如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德国人一样，赫尔德设想的迈向历史终结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淡化了国际主义色彩，也更少注重理性。无论是谈到民间传统、习俗还是宗教这些涉及人们灵魂、潜意识深处的元素，在赫尔德的心目中，文化都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即使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们也不会是相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是不同的，巴黎人认定正确的事情可能在巴伐利亚人那儿就未必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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