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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海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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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一个思想实验，自光荣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习惯于更多地关注“欧洲文明”或者“西方”，认为它们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当我们转变焦点，开始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完全基于英语世界权力的海洋秩序的崛起时，我们就要转动历史望远镜的旋钮，看看会有什么新模式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吉利海峡似乎比平常更为辽阔深邃，而大西洋看上去则更小更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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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扭转望远镜，将重点从一体化的西方调到海洋体系和英语世界，将它们作为故事的主要英雄（有时也是恶魔），这不是准备反驳传统故事，而是去提炼它。我并不提倡摒弃西方文明的概念，毕竟它在世界历史的近几个世纪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去研究西方世界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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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经描述了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探究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并审视了近三个世纪以来，英语国家是如何诠释和理解自身的经验，从而展现英美实力的地缘政治、经济乃至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的基石的。这是对美国实力的长远观点：不把过去六十年美国的首要地位当作世界历史的一个孤立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海洋秩序长期发展的最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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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发展和探索对美国实力的观点转到探究当今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人对那种观点的使用之时，新问题出现了。关于海洋秩序历史的知识和关于美国实力的长远观点如何影响对美国大战略和外交政策中关键议题的辩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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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为决策者提供一贯正确的答案，但对它的谨慎运用可以提供问题的来龙去脉，令我们的辩论更加尖锐和机智。把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建立在海洋秩序的长期历史之上，这一做法突出了美国全球地位中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这种关注促使我们对真正重要的问题和重点展开更清晰的讨论，同时也为美国政策和权力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更深入、更广泛、更丰富，以及最终更为有用的平台背景。我还是会再深入一些。如果没有理解海洋体系长期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可能看清楚当今的美国力量和世界秩序的问题。海洋体系的历史对于美国历史及其自身的现状和面临的选择来说都是最佳指导；至少在美国，这门历史研究应该成为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的基础课程。更广泛地说，这段历史知识应该成为每个参与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制定之中的人知识储备的一部分，美国人和外国人都一样。可以说，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研究”是否应该重新回到中心舞台的争论可能不会受到普遍欢迎，但这是那些关心权力的人需要去研究的一个角度，无论他们希望去改革、推翻全球权力体系还是长久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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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眼光常常能够从这种角度来看待当下的辩论。比如说，美国和英国在“9·11”事件之后设立的反恐机构和安全法，显然就是在受到实际存在或是感知到的威胁时，这类有悠久传统法律的国家的最新表达。一方面，这是令人欣慰的。反对这些法律的人们认为它们意味着永远丧失自由，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在过去的四百年时间里，英语国家可以说普遍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即使个人拥有越来越大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战争年代，这个发展进程常常被搁置甚至是逆转，但迄今为止，当危机过去后，限制基本被解除了。另一方面，历史记载也清楚地表明这些法律有时候比实际所需要严格得多，结果个人和群体都为此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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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眼光同样可以提高我们对同盟和联盟政治的理解。对于那些只从世界强国的角度来考量美国历史的人来说，历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只有二战和冷战可以作为国际伙伴关系和联盟政治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以海洋体系的标准来衡量，上述两次联盟都是相对直接的。冷战同盟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延续了四十年也基本没什么变化；二战时期和苏联的同盟是更为狂风暴雨式的关系，但美国介入战争的时间不到四年。这些不寻常的良好经验可能会使美国人在面对长期战争中的多元权力联盟更为曲折坎坷的特性时，有些准备不足。在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战争中，同盟关系错综复杂且难以处理，各盟国都有自己不同的议程和最先需要解决的重点，如果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有时甚至是极其不幸的后果。反恐战争相对来说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国际政治态势已经更像是历时更久、更为复杂的伙伴关系，而不是过去五十年中相对简单的各类国际联盟。对这些动力更加深入的认识在“9·11”事件之后本可以对布什政府有很大的帮助，使政府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在那段困难迷茫的岁月中都能够提出更周到、更合适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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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和二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相比于较早时候的国际争端也要更为直接。在反法战争时期，英国政客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必要性和伦理道德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很多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和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在美国革命时期支持美国人民，在法国大革命的大部分时期他们亦是站在法国人民那一边。与其说是战事发展，倒不如说是国内政治将英国带到谈判桌前，终结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英法七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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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秩序历史的更丰富知识，这本可使美国在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占得先机。这种知识不仅有助于限制关于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作用下人们认为可以安全地放下对国际事务的警觉），它还本可帮助美国人民认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使他们能更清楚地思考所面临的选择。在过去的三百年里，海洋秩序存在于两种非常不同的条件之下。在不同时期，英国和美国都在积极捍卫海洋体系，积极防御来自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企图推翻其根基的直接攻击，尽管有时它们发现自己努力管理的秩序并没有受到攻击。这两种任务需要截然不同的考虑重点和展望，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们都是非常困难和费力的。对在相对和平时期管理国际体系的难度和责任的更好理解本应对1989年之后的美国起到帮助作用；对于防卫这一体系免遭攻击的动力和危险的更深理解也本可帮助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避免一些代价高昂的错误。将来几代美国领导人，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很可能都会从对任务的更深刻判断和前辈们取得的成就中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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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更清楚地阐明特定政策问题之外，长远眼光还有助于让我们理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英美时代的第四个世纪，美国实力的前景如何，又该怎样去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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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衰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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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们一直就美国力量的未来进程展开辩论。广义而言，辩论中有两种主要立场。一些人认为，美国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不可阻挡的衰落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于1990年描绘的“单极世界”可能会持续下去，美国霸权随着时间推移注定会变得更为强大。在海洋史的背景下，这个辩论显得太过严峻。走向衰落和持续的“单极世界”都是可能的未来，只是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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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论者的论据一般来自两种观点之一。第一种是关于文明兴衰的一般论证，抑或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类比，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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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证主要是建立在一个松散的推理和认知的基础上。首先，其支持者认为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会走向衰落。因此他们推论说，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其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不仅终将衰落，而且衰落已经来临。塞缪尔·亨廷顿在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这个观点。第二种论点也有些相仿：所有大国终将走向衰落。美国也是一个大国，所以，美国必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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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可靠，原因不仅在于证明某事物终将衰落和证明该事物正在衰落是截然不同的。由于植根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这类学者的研究理论，这些对于文明和历史的观点在20世纪前半叶似乎比如今更为贴切。想想所有文明终将衰落的理念。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中国也许是个例子，一个曾经辉煌伟大的文明（和帝国）已经轰然倒塌，落入可耻的倒退和虚弱的境地。那中国是否现在还是如此呢？还有印度呢？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国，它们的发展历程并不会大起大落，它们更像是月亮的盈亏，月缺会再圆。它们有顺境和逆境，但它们会从自身的挫折中恢复过来并继续前行，尽管它们一直在回到我们手头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年代。有些文明的确会衰落，其他文明则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所有文明的老化和衰落是无法避免的必然规律，这个观点在1920年是让人非常信服的，那个年代除了扎根于西欧（和日本）的文明之外，其他文明似乎都摇摇欲坠、难逃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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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些文明看上去不再像准备走进墓地的样子。这个事实应该并且也许最终会让人们不再相信把文明的过程和人的出生、青年、壮年直至衰老这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做类比的观点了。然而就现在而言，衰落的信念仍然强劲，但衰落的地方却发生了变化。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家如今正在崛起，这些都是文明充满活力和不断壮大的实例；反而是欧洲，常常看起来像在踉跄地走进需要帮助的养老院，这种衰落反映出历史必然性不可阻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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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真实的教训应该是，文明的衰退和衰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文明和文化的前景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反转的。的确，伟大文明已经衰落，但这是例外而非规则。不论是来自原始部落的蛮族还是恶行昭著的“文明人”的入侵，人口或是生态灾难，还有宗教改信，都会导致文化发生深刻的变化，后来的观察家称之为某一特定文明的衰落，但这些大概从来都是少数情况，如今就更罕见了。世界上所有现存的伟大文明都是非常古老的，它们历经多次冲击和萧条，但都幸存了下来。伟大的文明不会坍塌；它们会受到推动，综合各种条件进行不同寻常的组合，从而使整个文明突破自己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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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整个西方文明都开始面临衰落，人们也不禁要问到底美国的政治命运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和西欧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呢？在亨廷顿和其他重点分析文化的学者如罗伯特·梅里（Robert Merry）看来，他们的紧密联系犹如无法分开的连体婴儿。即使存在分歧，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中仍是一个整体，美国和欧洲联盟对抗其他的崛起文明是我们唯一的现实选择。可悲的是，这类分析家普遍断定，在面对其他更有活力的文明的竞争时，这种结盟只能延缓和推迟西方国家在对抗更有活力的文明时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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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真的，但历史记录似乎表明，英国之所以战胜了西班牙和法国，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宗教概念、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关于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理念。世界历史似乎也证实，这绝非侥幸；当涉及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命运的时候，主要文明内部的分歧要比其共同点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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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文明这两个古老的两等份分享了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希腊哲学和文化是罗马文化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们的命运并无联系。雅典霸权的巅峰大约是在公元前430年，接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则是在一百多年后，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和波斯的征服，尽管这一点有争议。古希腊的衰亡并没有导致古罗马的衰亡。相反，当古希腊实力日渐衰退的时候，古罗马的实力反而壮大起来，是罗马的武力终结了一些主要希腊王国的政权。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四百年后，罗马帝国的版图才在图拉真皇帝的统治下达到了极盛，三个多世纪之后，罗马遭到了哥特人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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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世界伟大文明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同一时期都面临截然不同的政治前景。近代早期，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力量在西班牙覆灭，在西地中海地区也在衰退，而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正崛起并迎来辉煌的鼎盛时代。20世纪初期，日本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地位，而此时的中国——日本文化和文明的源泉——在大多数观察家眼中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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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欧洲是命中注定走向衰落的。旧世界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和克服其种种问题，而且它也应该选择这样做。即便欧洲持续衰退，这也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内部的弱点或枯竭将会连累美国一起衰退。在今天仍继续塑造大西洋世界的大事的并非欧洲和英语世界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是它们之间的差异——从17世纪开始就是如此。欧洲的衰落——如果欧洲没有摆脱现在的萧条，而是持续衰退——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退或海洋体系的崩溃。同样，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各个希腊王国的衰退并没有连累古罗马一起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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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派别的衰落论观点往往出自对海洋历史和海权动力相对简单且并不系统的理解。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巨大的预算和/或者贸易赤字将造成美国经济的崩溃，美国的世界地位也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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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些论点的观察家们并非完全误入歧途。美国经济活力对于美国的全球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威胁到经济活力的因素，对美国实力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威胁。但债务，甚至是高负债，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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