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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整个西方文明都开始面临衰落，人们也不禁要问到底美国的政治命运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和西欧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呢？在亨廷顿和其他重点分析文化的学者如罗伯特·梅里（Robert Merry）看来，他们的紧密联系犹如无法分开的连体婴儿。即使存在分歧，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中仍是一个整体，美国和欧洲联盟对抗其他的崛起文明是我们唯一的现实选择。可悲的是，这类分析家普遍断定，在面对其他更有活力的文明的竞争时，这种结盟只能延缓和推迟西方国家在对抗更有活力的文明时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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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真的，但历史记录似乎表明，英国之所以战胜了西班牙和法国，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宗教概念、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关于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理念。世界历史似乎也证实，这绝非侥幸；当涉及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命运的时候，主要文明内部的分歧要比其共同点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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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文明这两个古老的两等份分享了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希腊哲学和文化是罗马文化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们的命运并无联系。雅典霸权的巅峰大约是在公元前430年，接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则是在一百多年后，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和波斯的征服，尽管这一点有争议。古希腊的衰亡并没有导致古罗马的衰亡。相反，当古希腊实力日渐衰退的时候，古罗马的实力反而壮大起来，是罗马的武力终结了一些主要希腊王国的政权。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四百年后，罗马帝国的版图才在图拉真皇帝的统治下达到了极盛，三个多世纪之后，罗马遭到了哥特人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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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世界伟大文明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同一时期都面临截然不同的政治前景。近代早期，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力量在西班牙覆灭，在西地中海地区也在衰退，而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正崛起并迎来辉煌的鼎盛时代。20世纪初期，日本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地位，而此时的中国——日本文化和文明的源泉——在大多数观察家眼中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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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欧洲是命中注定走向衰落的。旧世界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和克服其种种问题，而且它也应该选择这样做。即便欧洲持续衰退，这也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内部的弱点或枯竭将会连累美国一起衰退。在今天仍继续塑造大西洋世界的大事的并非欧洲和英语世界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是它们之间的差异——从17世纪开始就是如此。欧洲的衰落——如果欧洲没有摆脱现在的萧条，而是持续衰退——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退或海洋体系的崩溃。同样，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各个希腊王国的衰退并没有连累古罗马一起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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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派别的衰落论观点往往出自对海洋历史和海权动力相对简单且并不系统的理解。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巨大的预算和/或者贸易赤字将造成美国经济的崩溃，美国的世界地位也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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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些论点的观察家们并非完全误入歧途。美国经济活力对于美国的全球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威胁到经济活力的因素，对美国实力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威胁。但债务，甚至是高负债，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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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早在1850年，麦考莱在描述英格兰银行的根基时就做出了有关国债与国家毁灭的不止一百五十年的可怕预言。从麦考莱时代以来，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毁灭的可怕预言不绝于耳。然而到目前为止，毁灭并没有到来。美国在整个19世纪都是一个债务国；百年债务之后，这个国家反而变得更为强大和富裕。二战之后，美国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高于其在六十年之后的比重。然而，国家并没有崩溃。在里根执政期间，媒体一再重复那些年的财政预算和贸易赤字前所未有，超过千亿美金的赤字伸展到“视线的尽头”，毁灭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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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怎样呢？在1983年至2006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两次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期，中间只有短暂轻微的不景气。1983年，竞争对手如欧洲国家和日本似乎就要超越美国经济，它们在下一时代费尽心思，焦虑地研究和寻求复制美国经济继续享有的非凡成功。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在里根时代高山般可怕债务的重负下蹒跚前行，而是继续写下了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繁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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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秩序的历史表明，英美人并不会在无债务的情况下出类拔萃。相反，他们通常比其他民族背负更大的债务。但历史上的他们一直比他人更善于通过创造性融资和灵活市场来管理债务，他们一直以来在充分利用借来的钱方面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功。在背负惊人巨债的同时，却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和繁荣，自17世纪晚期英美人从“荷兰金融”中领会到这种技术开始，这种能力一直以来都是英美人的标志。也许说不定哪天这个本领就不起作用了，不过到目前为止都还处理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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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阴影下的繁荣和权力迄今已经超过三百年，然而呼吁声仍在引发同样的关注和警告，就如同这种现象和警示是新近才产生的一样。英语国家债务高涨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指出新债务高过旧债，因此崩溃的危险可以说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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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但也有可能是真的——不断重复的警报呼吁是文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文化进程在超过三百年的时间里使英语国家的人们能够管理他们的财务。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众多深思熟虑、受过良好教育并备受尊重的人物不断提出金融末日迫在眉睫的预言，并收集了大量强有力的事实来强化自己的论据；他们将公众和精英舆论引入一阵接一阵的恐慌、悲观和忧郁——而这是极度且永久错误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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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今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一百年前的英国相比较，则引发了更加强有力的争论。英国的地位最终被兴起的大国如俄罗斯、德国和美国赶超，有论证指出，当今美国的国际地位也将被亚洲飞速发展的超级大国取代。中国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三到四倍。在购买力同等的基础上增长相当快速，在市场汇率基础上则增长更为缓慢，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可能会从规模和技术复杂性等方面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会处在1910年英国的位置：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对手们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庞大的经济。争论继续指出，在这个世界里，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走上英国长期衰落的老路。这种逻辑印证了耶鲁学者保罗·肯尼迪“大国过度扩张”的部分理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承诺要超出我们维持它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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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比从表面上看是准确且无法避免的；这大概是支持美国在21世纪将不可避免地衰退这一观点的主要知识背景。但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即使这个类比是根据海洋体系的历史得出的，它也表明了支撑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力量可能要比乍看上去强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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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英国实现其无可匹敌的国际地位的时候，其国家人口还不及法国的1/3，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后者的一半。1700年的英国大约有600万人，法国则有约2100万人。当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2006年的价值大约是1060万美元，法国则是1950万美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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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也同样存在这个模式。据悉，1820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3%。[2]从经济上来看，英国占领印度帝国简直就像蟾蜍吞下了一头牛；当时英国在全球生产总值中只占大约5%的份额，[3]而印度的经济规模在19世纪末一直明显大于英国。[4]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范围的份额据悉是在1870年达到巅峰，大约占全球的7%，这已经是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后两百年的事情了，而且一些学者认为，就在同一时间，英国的衰落已然开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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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国家经济和政治作用的相对大小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时候，其经济规模远远小于一些反对它的国家。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的相对规模的下降未必就会明显地自动转换成其政治地位的下降。现在印度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比起19世纪大为下降，但与两百年前英国在次大陆扩张权威时相比，如今这个统一而民主的国家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非常有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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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见未来的任何情况下，就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而言，美国经济体的重要性显然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出很多。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占全球总产值的28%，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数字将会下滑到个位数，而英国在巅峰时期才声称其份额达到个位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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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的展望为相信海洋秩序仍然稳定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有些观点认为，欧盟和亚洲的势力有一天将会推翻海洋秩序，或者取代美国的主导力量。这类观点并不成熟。目前亚洲和欧洲的情况似乎明显有利于美国继续保持其在世界上独特的位置，也有利于保护海洋秩序不受到来自其他大国的挑战（或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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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它的欧陆对手之间的长期战争留下的记忆，至今还会时不时地让人有些恐惧，害怕欧洲大陆将会是袭击海洋体系基础的新源泉，而且有袭击成功的潜力。这部分是由于一种感觉——也许在英国的反欧盟势力当中比在美国感受得更加强烈——在法国和德国领导下的欧洲一体化代表着均势政治的失败，而这是英语世界国家自都铎王朝以来一直应用于欧洲大陆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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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前景实质上更为光明。欧盟不是拿破仑梦想中大陆体系的成功。欧洲政治体系有着微妙平衡，提供法律约束力，保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欧洲机制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成员国家。布鲁塞尔官僚机构庞大芜杂，有多个权力中心，很多欧洲机构有合议决策的传统，各国和欧盟司法系统能够监督行政和立法权力，各个成员国的民主传统和不同的政治文化，加上各成员国对于外交政策重点这个问题从未停止过的分歧，以上种种结合起来，当代欧盟很难产生一心一意、积极进取和高战略水平的力量。这不是要推翻欧洲的均势，这反而是“自由欧洲”的制度化，英国在历史上曾为这一目标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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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西洋国家还是会在大小事上偶尔发生争执，比如说从贸易到安全政策等，但欧盟的发展基本上能够和海洋文明秩序的持续成功共存。从很多方面来看，欧盟都是美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欧洲作为曾不断向自由民主和海洋秩序发起挑战的源泉所在，现在成为它最主要的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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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欧盟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欧洲国家；而那些设想中21世纪反美或反海洋秩序的联盟，看起来都像是德国、俄罗斯和中国这几个国家的某些组合。这类陆权大联盟将会试图平衡以对抗美国，尤其是会寻求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弱点和漏洞方面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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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许多领导人已经发现，这个联盟想象起来容易，巩固起来却很难。欧盟很多国家和较小的民族都会把德国-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和它们自身漫长历史上最为悲惨的时期联系在一起，欧盟政治将会是这种联盟当中重要的障碍之一，但最重要的障碍可能还是来自俄罗斯自身的弱点。俄罗斯人口和社会的崩溃给国家的未来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苏联解体之后，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和出生率的下降使得该国人口从1990年的1.48亿下降到了2006年的1.43亿。目前，俄罗斯的生育率十分低下，将来难以维系现在的人口水平。[7]从1987年到1999年，俄罗斯每年婴儿的出生数量从250万锐减到120万。[8]根据俄罗斯官方以及联合国的预测，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在2050年可能会低于1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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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这些数字似乎更加糟糕。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几乎完全集中在俄罗斯民族。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在持续上升，北高加索的出生率明显高于斯拉夫区域。从1989年至今，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上升了40%，超过2500万人。[10]非穆斯林人口在1990年以后减少了将近1300万人，这意味着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人口下降了10%。鉴于这样的发展趋势，至少有一位美国前政府官员暗示过，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口中的穆斯林可能会占多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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