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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西洋国家还是会在大小事上偶尔发生争执，比如说从贸易到安全政策等，但欧盟的发展基本上能够和海洋文明秩序的持续成功共存。从很多方面来看，欧盟都是美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欧洲作为曾不断向自由民主和海洋秩序发起挑战的源泉所在，现在成为它最主要的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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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欧盟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欧洲国家；而那些设想中21世纪反美或反海洋秩序的联盟，看起来都像是德国、俄罗斯和中国这几个国家的某些组合。这类陆权大联盟将会试图平衡以对抗美国，尤其是会寻求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弱点和漏洞方面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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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许多领导人已经发现，这个联盟想象起来容易，巩固起来却很难。欧盟很多国家和较小的民族都会把德国-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和它们自身漫长历史上最为悲惨的时期联系在一起，欧盟政治将会是这种联盟当中重要的障碍之一，但最重要的障碍可能还是来自俄罗斯自身的弱点。俄罗斯人口和社会的崩溃给国家的未来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苏联解体之后，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和出生率的下降使得该国人口从1990年的1.48亿下降到了2006年的1.43亿。目前，俄罗斯的生育率十分低下，将来难以维系现在的人口水平。[7]从1987年到1999年，俄罗斯每年婴儿的出生数量从250万锐减到120万。[8]根据俄罗斯官方以及联合国的预测，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在2050年可能会低于1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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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这些数字似乎更加糟糕。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几乎完全集中在俄罗斯民族。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在持续上升，北高加索的出生率明显高于斯拉夫区域。从1989年至今，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上升了40%，超过2500万人。[10]非穆斯林人口在1990年以后减少了将近1300万人，这意味着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人口下降了10%。鉴于这样的发展趋势，至少有一位美国前政府官员暗示过，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口中的穆斯林可能会占多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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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是另一个主要的薄弱领域。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俄罗斯亚洲区域是国际政治的一大引爆点。如今，这片土地上原本就稀少的人口也在减少。小城镇和北部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于政府补助及苏维埃体系的控制和内部流放；没有这些支持，很多人都在向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心地带迁移。因此，俄罗斯远东人口数量下降得比整体水平更快。人口统计学家V.F.加拉茨基（V. F. Galetskii）指出，远东地区的人口数量在2006年是660万，自1989年以来下降了16.5%，而且预计这个下降趋势至少会持续到2025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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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的华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当俄罗斯人西迁的时候，成千上万（也许是数百万）的中国人向北迁移。从20世纪80年代的几千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万人，预计这个快速壮大的少数族群将会在2025年左右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最多的族群。[13]与此同时，对于过度延伸、人口稀少、表现不佳的俄罗斯来说，中国的经济成功和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它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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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怨恨，不甘心于冷战后丧失超级大国地位，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愤怒不满的国家，并认为自身的很多麻烦都是因美国而起。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发展一个可行的自由制度甚至是准自由制度的资本主义可行性体系方面是失败的，这意味着它无法得到海洋体系提供给愿意且能够遵循其规则的国家的很多经济利益。然而，俄罗斯需要获得帮助以遏制一些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动荡和叛乱，渴求经济合作，以及远东地区的局势日渐脆弱和恶化，这种种原因使俄罗斯开展坚定的大规模反美政策的能力大大受限。直到或除非俄罗斯的冷战伤口愈合，并为更加成功地参与海洋体系而建立制度和文化基础，找到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关系稳固且令人满意的架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应该能预料到，俄罗斯将会尽可能迅速地反对美国。然而，它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才有可能成为像苏联那样的战略竞争对手，或实现有效并持久的反美、反海洋体系陆权敌对国家联盟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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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来自亚洲地区的对美国权力未来地位的威胁，关注点通常聚集于中国。在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中国的影响力都在不断上升，这种现象通常被看作是美国霸权全球影响力锐减的一个指标。此外，其他崛起的亚洲经济和政治力量，比如说印度，再加上实力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使得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看上去像是到了被侵蚀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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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体系历史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过于简单和悲观。实际上，更加悠久的世界历史表明，这远远不是对海洋秩序和美国独特大国地位的威胁。在美国国家利益和亚洲变迁中形成的复杂战略几何结构之间展开的新兴较量，在21世纪为美国提供了许多非同寻常的机会。亚洲的三个大国（中国、日本和印度），传统上的第四个大国（俄罗斯），以及当前已成为或有潜力成为区域大国的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越南、泰国和巴基斯坦，这些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为美国的关键战略、经济和政治关注和它寻求维持的海洋秩序提供了众多有利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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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亚洲似乎正朝着一个复杂的均势方向发展，有点像当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出现的欧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1815年的英国和当今的美国这样的离岸平衡力量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保护自身的重大利益，即使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人口或经济规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看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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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和美国这类海洋制衡强权的经典观点来看，这种形势的第一个关键特征是，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可能切实地渴求亚洲霸权。不仅美国在离岸准备构建联盟来反对任何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亚洲大国看上去也日益能够保持自身的基本平衡。即使印度和中国的长期崛起威胁到了作为亚洲从科技到经济最为杰出的日本的地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三个亚洲大国仍会形成潜在稳定的三角关系。无论印度还是中国，加上日本，都有可能强大到足以使得第三个国家不可能主宰另外两个国家。美国作为第二制衡权力，可应对任何一个有志成为霸主的国家，印度、中国或日本通向亚洲霸主的道路即使并非不可能，也会是相当困难的。它们总是假设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认识到它们的国家利益，并照此行事。（不能总是指望这一点：法国和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本可以很容易地阻止希特勒的行动；到1939年时则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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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美国的亚洲政策一直饱受地区均势不稳定性的困扰。在日本崛起之前，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御英国和（或）其他欧洲列强的侵占和瓜分。当日本开始其非凡的现代化进程时，中国跟风失败（英国实力此时已经削弱）造成了内部不平衡的危险形势，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今天的亚洲具有形成可能稳定的均势的一切元素，这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正在不断发展和更加现代化，印度也是，其他很多（相对）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也都如此，而且日本的光芒也并没有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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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印度和中国持续现代化发展的前景，而在于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国家可能会失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都让人惊叹，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这么多人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尽管大小问题从不间断，迄今为止，印度和中国都在这一进程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目前尚不那么清晰的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在压力和变化持续升级的情况下，是否能保持连贯性和有效性。环境问题和社会压力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印度、中国或者两国的前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任何中断它们进步的因素都是个问题。如果其中一个国家步履蹒跚，而其他国家继续突飞猛进的话，保卫亚洲均势就需要美国的政策更为活跃，可能也更冒险。如果这两个国家都步履蹒跚，这一地区可能会被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混乱吞没，在全球和地方层面出现不可预料的后果。美国的战略利益使其希望所有亚洲国家都保持良好态势，也使其支持该地区的主要和次要国家发展，并促进主要亚洲大国之间的整合与合作。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对于美国也是机遇，这无疑是正确的。美国以其独特地位，在21世纪的亚洲政治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其结果对于亚洲、世界政治和美国自身来说，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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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长远眼光来看英美历史，美国面临必然衰落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这一视角也不支持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美国会继续成为世界政治“单极”中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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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体系的历史上曾有单极和双极的时代。英国在1763年赢得了七年战争之后，成为在地中海、美洲和亚洲的主要霸权国家，其地位得到公认。拿破仑倒台后，只有俄国的影响力能够和英国相提并论，即使在那个时候，俄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欧洲强国，而英国则是无可争辩的世界强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威望、财富和全球影响力都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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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一些时候，英国更应该被比喻成在更为平衡的竞争和权力的世界中的“首席”——比如在它能够坚持对抗西班牙或法国这样的强权，仅仅是因为它加入了它不能一直操控的联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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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国充当领导的短暂时期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紧随二战结束，美国获得了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临饥荒的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石油及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和输出国，同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技术复杂性来看，它也都是世界领先的制造大国；它自身的通信技术和金融能力超过了所有可能的对手。在军事领域，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把常规部队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保证给养。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缺乏美国准许甚至是支持的情况下，有能力去维持海外军事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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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冷战结束以前，美国就已经享有了这种全球霸主的地位，但“衰退”真的是用来形容1945～1989年美国的最好词语吗？那些年见证了很多重大挫折：共产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潮水般涌起，最悲惨的就是中国；一场没有结果的朝鲜战争；在越南战争中挫败；英国持续衰退；苏联成功推动了战略平等和核平等；美国石油生产到达顶峰后，开始逐年下降；伊朗革命；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美国公司在科技和经济方面都开始出现强大的对手，起先是欧洲和日本，然后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冷战后的美国确实更为富裕，其核心利益也更有保障。这是和1945年时相比，那个时期的欧洲满目疮痍，人们濒临饥饿和共产党接管的边缘，全球经济崩溃，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并不清楚该如何对抗共产主义，以及前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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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权力的未来前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世界在2015年或2050年是否会比1946年或1989年更单极化或更不单极化，而在于美国是否能够随着时光的流逝确保并提升海洋体系。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命题似乎违背直觉，但确实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单极地位的削弱会在实际上促进海洋秩序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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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都阐明了这一点。拿破仑倒台后，只有俄国在声望和影响力方面能够和英国相提并论。法国战败了，奥地利被彻底动摇，普鲁士还未从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创伤当中恢复过来。放眼整个欧洲，坐在摇摇欲坠宝座上、吓得瑟瑟发抖的君主们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法国革命的力量会再次爆发，从而使欧洲陷入另一个世代的毁灭性冲突当中。当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小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渐渐趋于稳定，大陆经济也慢慢从战争中复苏并开始掌握工业革命的技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能力则开始趋于减弱。然而英国显然更为安全和富强，在欧洲战后终于“正常化”后，英国在全球的地位也显然更稳固和惬意。1815年之后几十年，崛起的欧洲列强才对英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即使在那时，美国的活力和实力也意味着海洋体系变得更加根深蒂固，19世纪早期的单极和双极时代朝着更为多极的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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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拿破仑时期的欧洲日益多极化，这也强化了英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均势体系在欧洲的回归，特别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列强包括最强大国家的接受，甚至认为它是合法性所在，至少直到俾斯麦的战争时期都是如此，这是英国国际角色的伟大战略资产。英国舰队已经可以在战争期间封锁欧洲大陆，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军队能够在激战中击败拿破仑，这些都是好事。然而，更好的情况是，无须发动封锁或战事而从维护了英国利益的欧洲秩序当中受惠，同时又不需要英国的持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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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的欧洲所发生的事件都遵循着某种程度上类似的路线。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阻止一个强国对其他国家的掌控，结束数代之久的战争，促进自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美国制造商和投资商获得市场准入，在面临地区安全挑战时的合作）已经大大迈进，即便美国的直接政治权力已经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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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类似的平衡会加强而非削弱海洋体系的基础，并在稳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保障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长远眼光告知我们，单极化既不是英美权力在海洋体系历史中最令人满意的形式，也不是最典型的形式；过去，从单极化世界转变到一个与海洋体系兼容的国际秩序，其中很多大国拥有了发言权，这并不代表着英美实力的衰退。相反，它是世界事务中外交的成功和幸运的趋势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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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在亚洲出现，对于美国和它的海洋体系来说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主要亚洲大国的利益似乎都与美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保持一致；当这个体系有多个支柱支撑的时候，美国利益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将战略和经济利益与那些世界上重要大国的经济利益相匹配的能力，是海权战略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相比于传统陆权国家通常的做法，离岸平衡手感兴趣的是对更多合作伙伴形成更少威胁、提供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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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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