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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都阐明了这一点。拿破仑倒台后，只有俄国在声望和影响力方面能够和英国相提并论。法国战败了，奥地利被彻底动摇，普鲁士还未从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创伤当中恢复过来。放眼整个欧洲，坐在摇摇欲坠宝座上、吓得瑟瑟发抖的君主们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法国革命的力量会再次爆发，从而使欧洲陷入另一个世代的毁灭性冲突当中。当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小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渐渐趋于稳定，大陆经济也慢慢从战争中复苏并开始掌握工业革命的技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能力则开始趋于减弱。然而英国显然更为安全和富强，在欧洲战后终于“正常化”后，英国在全球的地位也显然更稳固和惬意。1815年之后几十年，崛起的欧洲列强才对英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即使在那时，美国的活力和实力也意味着海洋体系变得更加根深蒂固，19世纪早期的单极和双极时代朝着更为多极的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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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拿破仑时期的欧洲日益多极化，这也强化了英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均势体系在欧洲的回归，特别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列强包括最强大国家的接受，甚至认为它是合法性所在，至少直到俾斯麦的战争时期都是如此，这是英国国际角色的伟大战略资产。英国舰队已经可以在战争期间封锁欧洲大陆，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军队能够在激战中击败拿破仑，这些都是好事。然而，更好的情况是，无须发动封锁或战事而从维护了英国利益的欧洲秩序当中受惠，同时又不需要英国的持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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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的欧洲所发生的事件都遵循着某种程度上类似的路线。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阻止一个强国对其他国家的掌控，结束数代之久的战争，促进自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美国制造商和投资商获得市场准入，在面临地区安全挑战时的合作）已经大大迈进，即便美国的直接政治权力已经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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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类似的平衡会加强而非削弱海洋体系的基础，并在稳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保障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长远眼光告知我们，单极化既不是英美权力在海洋体系历史中最令人满意的形式，也不是最典型的形式；过去，从单极化世界转变到一个与海洋体系兼容的国际秩序，其中很多大国拥有了发言权，这并不代表着英美实力的衰退。相反，它是世界事务中外交的成功和幸运的趋势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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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在亚洲出现，对于美国和它的海洋体系来说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主要亚洲大国的利益似乎都与美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保持一致；当这个体系有多个支柱支撑的时候，美国利益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将战略和经济利益与那些世界上重要大国的经济利益相匹配的能力，是海权战略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相比于传统陆权国家通常的做法，离岸平衡手感兴趣的是对更多合作伙伴形成更少威胁、提供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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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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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国的国际角色会带来一些东西，比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反恐战争”之间的六十年的先例和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海洋体系的整体崛起，就会发现一个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比起单单看美国个体，美国实力看上去更深地扎根于国际政治的架构当中。美国是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权力体系中的领导国家，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仍保持着繁荣发展。它崛起于荷兰和英国被在人口和自然资源上占优势的对手打败的情况下，它经历了暴风骤雨并克服了种种挑战。它与不同国家联盟，参与了大小战事；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它通过种种方式去追求自身的基本目标。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并非如同雨后蘑菇一般在二战摧毁了潜在对手之后突然冒出，它在苏联解体时也并没有再一次惊人地复苏。这是自路易十四时代就在塑造世界历史的进程的结果。这一力量既支撑着海洋体系，又支撑着美国实力，强大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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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和英国的领导之下，海洋体系所要忍受的军事和政治磨难相比于任何美国人尚待承受的要更为严峻和棘手。荷兰人眼见着自己的国土受到侵略，城市夷为平地；为把敌人困在海湾，荷兰被迫开沟排水，淹没了低洼地带的农场。腓力二世一度以异端和叛逆为罪名，把所有荷兰人都定了死罪。1588年、1803年和1940年，英国严阵以待，如不能把强敌的入侵终结在海上，对手就会势如破竹，无法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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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相当沉郁地表明，与迄今所经受的磨难相比，美国人需要为更艰难、更严峻的考验做好准备。然而，如果世界更加黑暗，威胁增长到美国独自或几乎独自反抗巨大而疯狂的敌人时，英国和荷兰在那些早期冲突中取得的胜利将成为尚未来到的考验的希望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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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历史教导我们，在最广泛意义上，不论是美国的国内繁荣还是国际地位，海权都是极端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相结合，加上国内长期致力于动态社会的发展，这都推动了长达百年的荷兰和英国样式的海洋体系。这种组合仍然或应该一直是今天美国政治家们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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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尼治长老们的协议[14]仍然是世界强国的关键：在国内大力发展并保持一个开放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将这个社会的经济能量投入世界贸易；保护全世界的商业贸易，并在世界主要地缘政治地区捍卫均势；开放全球体系给其他的国家，即使是和平时期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战争中让体系对抗对手；尽可能在各地大力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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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国漫画家罗纳得·塞尔（Ronald Searle）笔下的小学生奈杰尔·莫尔斯沃斯（Nigel Molesworth）的话来说，这个海权战略依然是在全球权力竞争中“如何成为第一”。就海权一词最为完整的意义而言，美国仍然是海权国家。维护海洋秩序的健康和活力是21世纪美国领导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关于美国大战略、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辩论都应当以此为背景，而且，对政策选择的评估也应看其结果是会巩固和扩展，还是削弱和消耗这个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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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要考虑到海洋秩序的健康水平，这些辩论将比它们现在通常所做的产生更大的连贯性。来自专家和非业内人士的意见都将纳入一组关于美国利益架构的共同理念当中，并且有不同政策处方的倡导者能够为他们的建议寻求更多的支持，从而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他们的处方将推进一系列大家都理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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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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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的美国人来说，过去这三百年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确立一个原则很容易，付诸实践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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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训：计划见效就坚持计划。“格林尼治长老们的协议”至今仍是大战略的最佳指南。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把荷兰经验考虑进来的话，那些愿意并遵循这个战略的国家都得到了繁荣发展，甚至是取得了胜利。这样的传统不应被轻易抛弃。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这些大国都曾经因抵制海洋秩序而参战。每一个大国似乎都曾经被权力和胜利包围。它们的军队威风凛凛并拥有先进武器，它们的军事领导都是有着伟大智慧和胆略的人；它们杰出的外交官们主导着世界政治，形成强大而令人生畏的联盟；世界知识分子领袖经常为哲学或宗教的荣耀和奇迹献唱和撒那，它们以这类哲学或宗教的名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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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海洋强国行事愚蠢、四分五裂。有时它们会很晚才意识到危险，而且行动迟缓。其他时候，它们贸然开展活动，增加它们正在面临的危险，并强化了敌对联盟。贪婪、怯懦、傲慢、自大、懒惰以及自以为是——历史所知的种种邪恶——都曾经在海洋强国的政治和政策里蔓延。它们几乎犯下了所有可能犯下的愚蠢和罪行。它们忽略了强大又危险的对手的崛起。因为残暴和不公正，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都视它们为敌。它们也遭遇了惊人的挫败。它们周期性地对国际生活顽固的现状失去掌控，由于追求完美的不明智冲动而浪费了可以让世界更美好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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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失败，过去三百年来，在对外捍卫和发展海洋体系的同时，海象和木匠的国度变得更加民主、开放和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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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能够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那么它应该告诉美国人这个大战略是起作用的，我们应当保持马汉上将所赋予海权的充分意义。18世纪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Thomas Pelhan-Holles）关于英国政策的评论，放在21世纪的美国也同样适用：“本国的各位大臣们，如果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到我们，我们都应当从全球的角度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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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降临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那些重大灾难并不是由美国执行海权计划时犯下的众多失误所引发的。卷入越战，贸然入侵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这都给无辜的受害者带来了无尽的悲伤和痛苦的灾难，那些怀着满腔爱国之情的可敬士兵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巨大的军费投入无法计算，美国的地位遭到了破坏。然而，这些灾难在因隔离、弃权和愚蠢地忽视我们海外责任所带来的恐怖面前，变得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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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F.凯南尖锐地批评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位学者和外交官是冷战期间提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遏制战略的功臣。然而，凯南在回顾美国从1900年到1950年的外交政策史时，对美国的全球性参与及有时动用武力这两方面的失败做出了更严厉的评价。凯南认为，在一战之前，美国忽视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在日益恶化的现实，以致推动德国走上了战争道路，而美国在介入冲突前的犹豫和拖延使战争更为漫长与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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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当时能够及早认识到英国在海洋秩序管理方面迫切需要援助并尽早响应，那场大战和随之而来的恐怖就很有可能避免。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可能根本没有上台的机会，无数生命本可以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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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战后加剧了它的失败和愚蠢。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提议有悲剧性缺陷；《凡尔赛和约》失败之后，美国不仅从国际联盟撤出，同时也撤出了欧洲安全体系；美国对纳粹和斯大林权力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危险视而不见：这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促发了人类历史上迄今最黑暗的时刻和最黑暗的行动。凯南指出，美国人的愚蠢和自大对于亚洲来说，同样是灾难性的，美国外交以虔诚的情感无力地反对日本疯狂侵华，美国的被动和盲目最终招致了太平洋战争的极度痛苦，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可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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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美国外交政策所犯下的错误、罪行或罪孽，都没有它在20世纪上半叶不作为的沉默罪孽——既是20世纪上半叶的标志，也在其间带来了巨大灾难——更具有毁灭性且代价高昂了。这同样也是一个历史教训。美国人需要小心谨慎，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插手全球事务。他们要参与的事务也必须是老公司里的老业务：在最早由荷兰人朦胧设想的五点计划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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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尼治长老们的协议并不仅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可进行的最为有效的大战略，它们也同样是世界上真正道德和进步的立场的最佳指南。它们比任何其他方案都更加全面地整合了我们的安全需要、经济利益和理想。全球地缘政治稳定性的维护；全球商业的发展和穷人逐步走向富强；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在全世界传播并实践：美国的大战略必须始终把这些目标与自身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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