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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政教分离的概念并不像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深刻扎根于基督教历史中。传统罗马天主教的观念由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1160～1216年）最为明确地提出。在他的真福教令（1202年）（Venerabilem 1202[3]）中，他宣称教皇拥有神圣权利，可以给国王和统治者涂油，也可以废除他们。他把教会比作太阳，国家则是月亮，并认为因为月亮的光来自太阳，所以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和合法性完全是来自上帝，这也就是说，来自教会。很多新教徒都认同这个基本理念。玛丽一世时期因拒绝改变信仰而最终被火刑处死的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主教，在1549年时向年轻的爱德华六世布道时说，国王和皇帝不仅要遵从上帝和圣经，还要遵从“牧师”。[4]1864年，庇护九世将“教会应当从国家中脱离出来，国家也应当脱离教会”的主张谴责为异端邪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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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爱尔兰宪法前言中，几乎没有透露出一丝政教分离的意愿，它的开头是这样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为一切权力的来源，为世人和国家行动的归宿亦即我们最终的目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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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是美国新教徒而不是欧洲天主教徒一直最渴望将圣经和上帝的启示直接作为民法基础。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早年自觉地也是特意地将其民法立足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摩西律法。除其他法律条款外，在当时的马萨诸塞这导致了通奸判死罪的条款都得以通过。在当时独立的殖民地纽黑文，采用相当于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基督教教法的过程，可以说是走得最远的，所有选民们一致通过了1655年决议，圣经“将是我们在这片种植园上组织政府事务的唯一准则”。马萨诸塞不甘示弱，承认自己是“神权的”，其法规都包含着相关的圣经引文，从而显示出其依据的权威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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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法律中，宗教长期保留着特殊的权利和地位。丹尼尔·韦伯斯特于1844年在一个案件中辩论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基督教是宾夕法尼亚州普通法的一部分”，找到基督教的“神圣起源和真理”尤其是宾州法律的一部分。这个判决先例在1927年时依然成立，当时宾州最高法院支持一项禁止周日举行职业棒球赛的法律，因为它是“邪恶”的活动，会玷污基督徒的安息日。最高法院裁定认为“没人……会认为职业棒球比赛在任何方面有圣洁的本质……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职业能比打职业棒球更为世俗和没有信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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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基督徒都曾经——而且很多人如今仍然赞同，有时我们被告知这是独特的伊斯兰教立场——依据上帝的圣书来确定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地位。苏格兰著名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发表了不朽作品《为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吹响第一声号角》，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地论辩。他写道：“女人生来就是要顺从男人，为男人服务的。”他的证据？来自圣经中保罗的话：“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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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倾向在当今的伊斯兰教国家明显要比许多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国家严重得多，但很难说反对政教分离，希望以神启作为法律的基础，或者相信宗教规定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和权利，是伊斯兰教的独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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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世界当中宗教信仰遭遇动态社会的历史说明，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应被视作敌人。恐怖主义也并不是伊斯兰教特有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狂人信徒在长期的宗教战争中，都曾堕落到运用恐怖分子的战术，最终动态社会却从中出现。目前还没有非常有力的史实来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即随着伊斯兰教遭遇动态社会，它将比基督教缺乏活力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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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如果伊斯兰教要和动态社会和平共处的话，只有唯一一种可能。它不会将自己“世俗化”为形式温和的无神论。它不会融入一个后认信时代的宗教统一体，认为所有宗教基本是相同的。相反，虔诚的穆斯林将以无懈可击的正统、突出的美德、保守的原则和对他们信仰的伟大激情，向世界展示动态伊斯兰教。在他们的榜样、远见和教义的感染启发下，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会更深地扎根于自己的宗教，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在有着多种信仰和文化、充满活力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更为熟悉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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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没有什么必然性，但它的确会给人们希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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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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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与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相关的激进恐怖行动，都和过去抵制海象和（或）木匠的非伊斯兰反抗运动有着很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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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对于当时的科萨（现在属于南非共和国）人民来说充满危机。荷兰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长年战争使科萨国土逐渐丧失。科萨在第七次卡弗尔战争中遭受了毁灭性惨败，眼睁睁地看着英国的城堡在他们的国土上建立起来。一场灾难性的疾病使科萨人依赖的牛成批死亡。随着昔日盟友力量的削弱，英国的军事存在显得越发强大和不可一世，科萨领导人前景极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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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关头，1856年5月的一天，一个叫农阿悟斯（Nongquawusa）的年轻女孩在家附近的小河打水时看到了幻象。她回家告诉她的叔叔，神向她显现，并允诺如果科萨人牺牲所有的牲畜，销毁所有的粮食，神将回报所有失去的物品并带来更多。而且，英国人和那些白人都会死去或离开这个国家，旧时的繁荣会回归到科萨的土地上。她的叔叔信以为真，并向科萨的最高首领复述了这个故事。首领同样也相信了，这个预言在整个科萨人的村庄和部落中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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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从而在最后的反英大战中将人民团结在一起。没有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牲畜，科萨人在面对英军时别无选择，只能决一死战。其他人似乎相信预言定会实现。急切期待着应许的赏金，很多人甚至修建了新的牲畜栏，并翻新了粮仓，等待着神把它们装得五谷满囤。科萨人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牲口；估计至少30万头牲口遭到屠杀，无法计数的谷物和其他食物被销毁。当预言无法成真，神所应许的五谷丰登、牲畜满园的景象根本没有出现时，人们的反抗精神被彻底击垮了。大约至少有过半的科萨人在饥荒中死亡；农阿悟斯幸存了下来，她的叔叔却没有那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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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压力下，其他文化也被类似的信仰吸引了。我们处在困境中，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信任或全心遵循我们祖先的正义之路。魅力型人物有异象、启示和梦境，都许诺各类古老的宗教和古老的神祇（或上帝）可以让我们远离可憎的外国人，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悔改并回归。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文化和宗教远比我们意识到的强大得多。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任和相信，隐藏的力量就会彰显出来，为我们把敌人扫荡干净并为人类恢复正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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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人在抵抗白人的漫长纷争中面临全面失败，在这一时期内，先知在不同地方的印第安人群中出现。萧尼人[9]的先知坦斯克瓦特瓦（Tenskwatawa，1775～1836年）敦促众多原住民部落把自己从欧洲影响当中净化出来，放弃使用任何欧洲物品，尤其要避免的就是酒精这类东西。如能加强自身，团结一心，他们就能抵御当时大批涌入俄亥俄山谷的殖民者。印第安人中愿意和白人合作的则被指控运用巫术，有些甚至被处决。各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在坦斯克瓦特瓦的号召下集合在先知镇这一殖民地，人数越来越多，直到先发制人地抗击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率领的美军落败后，人数才停止增长。坦斯克瓦特瓦的宗教复兴坍塌了，而哈里森却因在蒂皮卡诺战斗中成功摧毁印第安人先知的武装力量而最终成为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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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时值哈里森的孙子本杰明担任美国总统，又一场运动受到另一位先知的鼓舞，拉科塔（苏族）人民发起最后的斗争。当时苏族面临着重大危机，美国当局将大苏族保留地划分为五个更小的地盘，迫使苏族家庭务农维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总是能够起到特殊的作用，一种基于异象的宗教复兴不仅传遍了苏族，还传遍了西部其他部落。最初的复兴是融合而平静的；派尤特族先知沃夫卡（Wovoka，又名杰克·威尔逊）宣告了一个异象，白人将从这片土地上消失，被杀尽的美洲野牛和羚羊会重新奔跑在大地上——只要印第安人能跳一种变形的传统鬼魂舞。在沃夫卡的异象中，如果印第安人平静地遵循祖先的方式生活，神就会将大陆分开，由哈里森统治东部，沃夫卡则主管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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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运动蔓延到整个西部地区；众多部落成员都听从沃夫卡的召唤，如同当年相信坦斯克瓦特瓦的那些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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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平静的那一面在苏族人当中消失了。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仅靠跳鬼魂舞来等待白人放弃部落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是把白人逐出去才对。幸运的是，那些身穿鬼魂服装跳鬼魂舞的印第安人，在白人的武器面前将会刀枪不入。在沃夫卡的异象的鼓舞下，很多苏族人民拒绝接受美国军队规定的越来越难以容忍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抵抗最终招致了悲惨的伤膝河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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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运动并非仅限于那些处于扩张文明国家边缘的小国家和小民族。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参与者在西方以“拳民”著称，该运动也被称为庚子事变（拳乱）。他们都相信只要穿上所谓的神衣，就能保护自己刀枪不入；只要虔诚相信那些传统的中国道法，就会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从而把外国人赶出去。欧洲历史上也同样有这样的例子，卡洛斯战争的士兵反抗在他们看来世俗的、反宗教的西班牙政府，他们相信有耶稣圣心特别赐福过的图像将使他们在抵御装备精良却邪恶的（还有英国在背后撑腰的）敌军时，能够刀枪不入。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时候，军队和政府中也有部分派系有相似的信念，如能回归（假定的且非历史的）纯粹，日军就能赢得二战。狂热的神风敢死队——首个有组织的自杀式轰炸机突击队——就是该运动的一个部分。还有很多这种绝望的文化或次文化的例子，实力强大、难以抵御的外国文化带着压倒性的破坏力将局势抛到了风口浪尖，人们开始相信如果能够回归纯粹的根源，就有可能出现奇迹，峰回路转，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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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这类运动和那些早期的例子显然有很多共同的特质。如同坦斯克瓦特瓦的信众，赞成向外国人妥协的现代伊斯兰鬼魂舞领袖就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在抵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战争中，本·拉登的追随者普遍都存有异象和梦想，想必这些仍持续鼓舞着当今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的成员都相信，如果他们和穆斯林人民齐心协力摆脱与摒弃外国和西方的传统习俗，全心全意接受伊斯兰早期追随者的正道，安拉就会让他们战胜敌人，无论这些胜算看上去多么令人生畏。“9·11”袭击那样有使命感的自杀式人弹与劫机者和两伊战争期间不断奔赴前线的一波又一波热情高涨的年轻士兵一样，无不显示出这些信念的力量，让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能够直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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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鬼魂舞者们并非总是在政治或文字的旷野中被边缘化的局外人。农阿悟斯迅速得到了科萨领导人的支持。坦斯克瓦特瓦运动吸引了众多强势领导人和优秀民众来支持，他们帮助坦斯克瓦特瓦的兄长特库姆塞（Tecumseh）建立了最为有效的印第安人联盟。慈禧太后支持反对外国势力的义和团。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就是在魏玛共和国那些被孤立和边缘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鬼魂舞者中间开始的，他让一群形形色色的狂热分子、疯子、恶棍和狂想家在德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上台执政。在伊朗这个可敬的国家，跳着鬼魂舞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成为掌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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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鬼魂舞者们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文化或文明内部的斗争将达到顶峰。美国印第安人的鬼魂舞运动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并不是伤膝河大屠杀，而是文化资源和力量的发现，这使全美各地的土著在面临失败之时还能保持自己的语言和荣耀。科萨政治历史当中最响亮的名字并非农阿悟斯，而是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漫长的恐怖和血腥后终于在全球历史的中心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大多数鬼魂舞者的历史命运都用他们徒劳无功的行为说明拒绝的路是行不通的。一旦他们不走这条路，真正意义上的更新和调整才能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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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盲目乐观地欺骗自己。以赛亚·伯林对文化多样性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也认真倡导这一多样性，但他警告说，一个因历史发展而感到深度愤怒的集体用令伤口更难愈合的方式来改变。在反思那惨绝人寰、主张种族灭绝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想将20世纪的欧洲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伯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大外来势力入侵造成的历史苦难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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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世纪的外来侮辱和统治，尤其是在法国人手中的经历，德国民族主义发生了灾难性的转折，走向反犹太人和沙文主义。伯林写道：“沦为那些自大邻国的蔑视或是屈尊俯就式宽容的对象，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对此的回应多半是对人们真实或是虚构的美德的病态夸张，如同将怨恨和仇视投向那些骄傲的、幸福的和成功的（国家）……那些无法夸耀自身强大的政治、军事或经济成就的人……只好从自由和有创造力意念的精神生活中寻求安慰和力量，这种精神生活并未被邪恶的力量或复杂的局面玷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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