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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盲目乐观地欺骗自己。以赛亚·伯林对文化多样性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也认真倡导这一多样性，但他警告说，一个因历史发展而感到深度愤怒的集体用令伤口更难愈合的方式来改变。在反思那惨绝人寰、主张种族灭绝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想将20世纪的欧洲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伯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大外来势力入侵造成的历史苦难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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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世纪的外来侮辱和统治，尤其是在法国人手中的经历，德国民族主义发生了灾难性的转折，走向反犹太人和沙文主义。伯林写道：“沦为那些自大邻国的蔑视或是屈尊俯就式宽容的对象，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对此的回应多半是对人们真实或是虚构的美德的病态夸张，如同将怨恨和仇视投向那些骄傲的、幸福的和成功的（国家）……那些无法夸耀自身强大的政治、军事或经济成就的人……只好从自由和有创造力意念的精神生活中寻求安慰和力量，这种精神生活并未被邪恶的力量或复杂的局面玷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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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认同赫尔德的观点，即扩张成功的社会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全球转型工程，为痛苦和仇恨的产生助了一臂之力。两百多年前，赫尔德就抨击了欧洲殖民主义和全球贸易所带来的后果。他质问道：“难道这些土地，不会或多或少发出复仇的呐喊吗？”残酷的西班牙人，贪得无厌的英国人，“冷酷鲁莽的”荷兰人已经征服了大部分世界，并传播着我们所说的文明：我们“不敬地假装是通过这些伤害世界的行为来实现天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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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写道，这些压迫和征服的行动带来的是漫长的破坏性后果。罗马对“野蛮人”的征服摧毁了他们的原生文明和文化，迫使隶属的民众在不适合他们的天赋和文化的架构中求生存。事实确实如此，即使罗马人的征服给他们带去了“更高的”文化和强迫其改信基督教。这种普世化的入侵者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危害在日后的岁月中一再回响。英国将领们、商人们和传教士们勤奋努力地把他们的价值观传播到亚洲和美洲，也并非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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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的征服和战争的后果至今仍在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和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回荡着，它影响到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并存在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意识当中。对世界不同文化、集体和国家的应有认识，对于任何有志长存的秩序而言都是必要的。几百年的压迫和不平等调和出了真正古怪的大杂烩，要求平等的正当需求、浮夸而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观念、嫉妒、仇恨，再加上强烈的复仇欲望，把本已相当艰巨棘手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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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那些正确或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公正和合法愿望无法在现有海洋体系框架中实现的人和事，将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当今世界文化和文明彼此日益紧密接触，在这些文化触碰中无法避免地会产生压力和张力，因此文明的外交将成为国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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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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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迫使世界不同的文化彼此触碰。不管人们是否乐意，如今所有国家注定要紧密联系，处理彼此的关系，并相互影响。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方式之一：大众旅游、即时通信科技和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是海洋体系的产物，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领域以满足其目的，地球上其他文化别无选择，只能去应对这个不断变小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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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防止恐怖主义的兴起和蔓延，同时又要更广泛地促进全球社会的和平发展，沿着对动态社会的安全和利益有利的方向前进，因此经营好海洋体系和受其影响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在未来数十年中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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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个四年几乎就是一本教科书，记录了美国因忽视国际生活中集体承认的持久重要性而导致外交政策危机的案例。他的欧洲政策公开践踏了冷战盟友的感情，质疑了大西洋联盟的组织结构，种种行为使大部分欧洲地区公众对该联盟的支持大大减少。那时小布什政府似乎沉浸在国家的相对孤立和单边行动方面的能力中而自豪不已，并且很乐意提醒像德国、法国等国家，它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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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后来被证明是根本不必要的，也是计划不周的，这也提醒了美国的盟友们，美国并不像它们想象的那样明智。带着无来由的轻蔑和高高在上的姿态，像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那样的政客们使美国在世界上大多地方都令人生厌。这并不明智；它有可能触发人们唤起以往的回忆，惊扰最好是能安静长眠的古老幽灵。美国当今主要的欧洲盟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昔日的对手——撒旦或者有抱负的魔鬼们在海洋体系压倒性的实力面前也只能低声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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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又当如何？”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在地狱里注视着上帝那里难以承受的奇观时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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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因为战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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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霸整个天庭而喜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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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打了败仗，但决心继续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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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并未完全失败——不可征服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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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仇的狂热，不灭的嫉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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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屈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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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躬身去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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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军所震慑而质疑自身权威的他的恩宥，把他视若神明，那太卑贱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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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易十六为报复英国在英法七年战争中的胜利而支持美国独立那时起，这种弥尔顿式情绪也植入了法国人心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这种情绪是德国民族主义政治中生机勃勃的激情，尽管几乎不受承认，但至今仍在很多德国人心中发酵。复仇和反抗情绪今日也从未远离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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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惊醒沉睡的撒旦，这是或应当是美国官员处理欧洲和日本事务的首要法则之一。正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笔下的人物加文·施蒂芬斯（Gavin Stevens）在《修女安魂曲》中所说的：“过去没有死去；甚至它根本没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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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智老练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欧洲人或日本人是一群没有道德、忘恩负义的家伙，一门心思还想回到从前的恶行，也并不感恩盎格鲁-撒克逊的胜利给他们带来的幸运，而是意味着欧洲人渴望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得到平等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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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美国人不假思索的假设相反，动态社会实际存在的形式不仅仅是某些原则和价值观的简单胜利；对世界未来的塑造依赖于一个大国经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战胜其他国家的胜利。这不仅仅是和平；这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现有的世界秩序建立在美国的实力之上，更顺应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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