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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俄罗斯杜马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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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还是美国众议院议长时，他就确信议会网络会为国内立法者在外交政策上提供一个新的角色。1996年，他给其俄罗斯同行哥纳迪·塞勒兹约夫（Gennady Seleznyov）发去一封信件，提出创立一个由美国和俄罗斯立法机构的成员组成的论坛，以便定期讨论防务、外交政策、能源和环境等问题。结果产生了美国国会—俄罗斯杜马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形成是由这样一个信念促成的，即美俄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过于专注行政的层次，这使得行政当局每变动一次就得重新发展双方关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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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里奇希望这一小组每年正式集会两次(23)。库尔特·威尔顿（Curt Weldon），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成员，被推选为该研究小组美方领导人，研究小组于1997年11月举行了首次会议(24)。2000年6月，两国议会的成员建议两国政府共同努力发展和部署一个战略导弹防御体系(25)。威尔顿众议员表明，克林顿政府并不一定欢迎独立的议会间接触，他抱怨说，“国会中的许多人几年来一直在倡导同俄罗斯进行合作，但这一直被克林顿—戈尔政府所忽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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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副总统戈尔同俄罗斯总理维克特·切尔诺梅尔金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创设了一条特殊的途径，不仅促进共同的政治目标，也增进每一位政治家在其国内的政治地位(27)。在这种背景下，来自反对党阵营的一位最重要的美国立法者试图确立自己的沟通渠道就不足为奇了。要拉平政治操作空间，不仅有必要跨越国家边界，而且有必要同外国政府的一个不同部门沟通。行政上的跨政府主义由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同立法上的对应职能者相遇并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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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起，国会—杜马研究小组不断努力去塑造两个立法机构间“更为紧密的关系”，“帮助解决许多实质性问题中的重要双边问题。”(28)2002年和2003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已经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在贸易和能源领域发展美俄伙伴关系，”(29)以及反击国际恐怖主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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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盟（PA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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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这两个地区间的关系，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盟于1974年在布鲁塞尔由当时欧共体九个国家的议员建立。其主要目标是促进中东和平，增强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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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EAC由来自18个不同国家议会的600多名议员组成，包括欧洲各国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议会会议成员。它同欧盟和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举行磋商并试图影响之，组织包含各阿拉伯国家驻欧盟大使和欧洲议会成员在内的欧洲—阿拉伯工作组，并拥有各国议会间联盟（IPU）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观察员地位。PAEAC与阿拉伯议会间联盟（the Arab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欧洲—阿拉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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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的大马士革会议上，对话产生了一系列的建议和决议，主题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包括一系列对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对“美国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的发起者在应对以色列政府时前后不一”表示遗憾）；同利比亚政府对话解决洛克比案，重新审视对利比亚的制裁；对伊拉克进行贸易禁运对各自国内民众的影响；制裁苏丹对该国民众的影响；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自由化；文化合作与文化价值等等。参与者也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在IPU的完全成员地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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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倡议小组：各国议会间联盟（IPU）和议员全球行动（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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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较新的动议与更为久远、更为机制化的议会网络并存，但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议员全球行动（PGA）和各国议会间联盟（IPU）的议员们是国际环境中长期的活跃者，但是他们似乎有点业余性质，更像是非政府组织。他们提供了一些论坛，借助这些平台，议员们可以就一些特定的关切聚集到一起，并非仅仅是官方事务的一个替代性渠道。另一方面，他们近期的一些活动把立法者带到了一起以规避障碍，而这些障碍是同一个政府的其他部门所不能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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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久远的议会网络是各国议会间联盟，它建立于1889年，总部设在日内瓦。其目标在于寻求和平与国际合作、加强和发展各种代表会议、改进议会机构的工作方法。这个有着135个成员的议会组织就裁军、贩毒、环境和农业发展及国际安全等问题向所代表的议会提交决议案，并展开游说使其得到执行(32)。各国议会间联盟发起的倡议涉及领域广泛。1926年，各国议会间联盟开始与国际刑法协会一道工作以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33)。1988年，它通过决议支持波多黎各自决(34)。1995年，各国议会间联盟通过了一项由新西兰提出的动议，呼吁法国和中国自愿遵守核禁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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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议会间联盟所召开的会议为议员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机会，这些议员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从私人角度打破政府无法进行沟通的僵局。代顿协议的大部分基础工作就是由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在各国议会间联盟会议上发起的(36)。有意思的是，1996年7月，各国议会间联盟同联合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两个组织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正式化，使联合项目的启动更加便利。此项协议的部分目的，至少在一些联合国代表看来，是为了在各国议会中建立起对联合国的支持(37)，而从议员们的角度来看，该协议同样可能为联合国提供独立于各国官方代表团或至少是补充性的沟通渠道，这些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配备非常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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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有可能将议员全球行动（PGA）视为职业高尔夫球员协会。事实上，议员全球行动是一个非党派的倡议小组，它由来自70个国家的议员组成(38)。该组织进行政策研究，组织访问，类似“吉米·卡特式”的外交(39)。例如，议员们在1993年组织了一次来自19个国家的40个政治人物去海地，以保证亲阿里斯蒂德立法者的安全(40)。不幸的是，当时执政的军政府拒绝保证这些议员的安全，议员最终也就没有去成(41)。议员全球行动还有一个政策构成部分；它为设立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问题向联合国发去了正式评论(42)。它也组织了许多关乎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颇有影响的会议，包括于2002年11月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刑事法庭和法治建设非正式议会会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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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全球行动在环境问题上也特别活跃。与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相并行，议员全球行动组织了关于清洁空气和清洁水的议会研讨班，有来自105个国家的1300多名议员加入(44)。研讨班为议员提供了“国家和地区层次上在空气和水的质量方面实现具体改善所需要的法律和技术工具。”(45)世界银行最近注意到，由于“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立法机构经由民主选举而产生，以及环境决策过程民主化的发展，议员们在环境决策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6)。议员全球行动现在正将其注意力转向可再生能源政策上，整个2003和2004年安排了一系列的相关会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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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自己的报告，议员全球行动为来自中小国家的立法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小国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实力去推行集团外交，以对世界政策做出决定性的贡献(48)。这一工作两个最近的事例是PGA在促进国际禁止地雷公约上对加拿大的资助以及在促进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方面所起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由来自全球的1300名立法者组成的网络。再者，由于其成员是议员，因而在其各自国家是训练有素的政治家和受尊敬的个人，议员全球行动的政策决议及其活动的影响力无疑大大增加了，尽管如此，这些成员并未如监管甚或司法网络那样通过PGA行使其官方的政府权力。它使得个体立法者们在其所关心的问题上放大他们的声音，但并未相对于政府其他部门而在国际领域增强立法机构自身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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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例子各不相同，阐明了一些高效跨政府立法网络的潜力，也论述了其障碍。一方面，阿拉伯和欧洲议会间借由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合会（PAEAC）结成的几十年的稳定关系对许多欧洲政治人物审视中东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这是极其可能的。类似地，美俄立法机构的持续交流，或者相似的同其他国家的双边立法网络，能够通过提供一个信息和影响上的替代性渠道——尤其是在总统制中，影响两国间关系的政治权力平衡，这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失去在欧洲理事会议会会议的观察员地位这一威胁将改变美国和日本立法者对死刑的态度，这种可能性很小。即便PGA和IPU给予国际刑事法庭全力支持，它们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转变反对该法庭的国家中立法机构的态度，至为明显的是美国——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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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几乎是分裂的：因政党、因政治、因地区、因意识形态、因权力。单个议员可能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跨越边界走到一起，具有与他们的总统不同议事日程的强有力的立法者可能形成更有用的同盟。但议员是一些对选民负责的政治人物。他们不能仅仅依赖职业共识，这些共识经常为监管网络甚或是司法网络提供胶合剂。这一胶合剂作为替代又必须源于共同使命，就像下文在地区一体化努力的背景下所要讨论的，或者源于如同议员那样跨越边界的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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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地区一体化催化剂和矫正物的立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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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在地区政治和全球政治中更为活跃，通常在更深的地区合作甚至一体化中作为领路人。在他们已经滞后的领域，他们后来担负了技术专家控制经济一体化的民主矫正物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最为有效的发声一直是国家立法者以双重身份发言和行动——既是他们国家选民的代表，又是一个更大地区范围的联系人和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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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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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古老的一个网状政府体系是北欧体系，这最初完全是由立法者驱动形成的。今天，那些先驱者在南亚、波罗的海，而且在不太成功的拉丁美洲地区也都有了效仿者。驱动这些网络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不断变化，但是它们都蕴涵了一个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和共同应对地区问题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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