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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有可能将议员全球行动（PGA）视为职业高尔夫球员协会。事实上，议员全球行动是一个非党派的倡议小组，它由来自70个国家的议员组成(38)。该组织进行政策研究，组织访问，类似“吉米·卡特式”的外交(39)。例如，议员们在1993年组织了一次来自19个国家的40个政治人物去海地，以保证亲阿里斯蒂德立法者的安全(40)。不幸的是，当时执政的军政府拒绝保证这些议员的安全，议员最终也就没有去成(41)。议员全球行动还有一个政策构成部分；它为设立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问题向联合国发去了正式评论(42)。它也组织了许多关乎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颇有影响的会议，包括于2002年11月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际刑事法庭和法治建设非正式议会会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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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全球行动在环境问题上也特别活跃。与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相并行，议员全球行动组织了关于清洁空气和清洁水的议会研讨班，有来自105个国家的1300多名议员加入(44)。研讨班为议员提供了“国家和地区层次上在空气和水的质量方面实现具体改善所需要的法律和技术工具。”(45)世界银行最近注意到，由于“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立法机构经由民主选举而产生，以及环境决策过程民主化的发展，议员们在环境决策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6)。议员全球行动现在正将其注意力转向可再生能源政策上，整个2003和2004年安排了一系列的相关会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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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自己的报告，议员全球行动为来自中小国家的立法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小国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实力去推行集团外交，以对世界政策做出决定性的贡献(48)。这一工作两个最近的事例是PGA在促进国际禁止地雷公约上对加拿大的资助以及在促进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方面所起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由来自全球的1300名立法者组成的网络。再者，由于其成员是议员，因而在其各自国家是训练有素的政治家和受尊敬的个人，议员全球行动的政策决议及其活动的影响力无疑大大增加了，尽管如此，这些成员并未如监管甚或司法网络那样通过PGA行使其官方的政府权力。它使得个体立法者们在其所关心的问题上放大他们的声音，但并未相对于政府其他部门而在国际领域增强立法机构自身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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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例子各不相同，阐明了一些高效跨政府立法网络的潜力，也论述了其障碍。一方面，阿拉伯和欧洲议会间借由欧洲—阿拉伯合作议会联合会（PAEAC）结成的几十年的稳定关系对许多欧洲政治人物审视中东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这是极其可能的。类似地，美俄立法机构的持续交流，或者相似的同其他国家的双边立法网络，能够通过提供一个信息和影响上的替代性渠道——尤其是在总统制中，影响两国间关系的政治权力平衡，这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失去在欧洲理事会议会会议的观察员地位这一威胁将改变美国和日本立法者对死刑的态度，这种可能性很小。即便PGA和IPU给予国际刑事法庭全力支持，它们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转变反对该法庭的国家中立法机构的态度，至为明显的是美国——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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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几乎是分裂的：因政党、因政治、因地区、因意识形态、因权力。单个议员可能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跨越边界走到一起，具有与他们的总统不同议事日程的强有力的立法者可能形成更有用的同盟。但议员是一些对选民负责的政治人物。他们不能仅仅依赖职业共识，这些共识经常为监管网络甚或是司法网络提供胶合剂。这一胶合剂作为替代又必须源于共同使命，就像下文在地区一体化努力的背景下所要讨论的，或者源于如同议员那样跨越边界的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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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地区一体化催化剂和矫正物的立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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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在地区政治和全球政治中更为活跃，通常在更深的地区合作甚至一体化中作为领路人。在他们已经滞后的领域，他们后来担负了技术专家控制经济一体化的民主矫正物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最为有效的发声一直是国家立法者以双重身份发言和行动——既是他们国家选民的代表，又是一个更大地区范围的联系人和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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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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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古老的一个网状政府体系是北欧体系，这最初完全是由立法者驱动形成的。今天，那些先驱者在南亚、波罗的海，而且在不太成功的拉丁美洲地区也都有了效仿者。驱动这些网络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不断变化，但是它们都蕴涵了一个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和共同应对地区问题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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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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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理事会作为一个议会间合作论坛形成于1952年。5个不同国家的议员，还有三个独立地区（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聚集在一起就法律、社会、文化和财经事务，也在一些关乎交通运输和环境的特定倡议上寻求合作。最近，他们已扩展了其目标，将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囊括进来。这个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并就特别问题另举行一些会议。它通过5个委员会和4个政党团体就政策问题持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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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的五周年会议上，理事会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北欧地区内自由流动、为了性交易的妇女拐卖、可持续发展、移民政策，以及一般劳务和税收问题(49)。正如将在第4章进一步讨论的，一段时间以来，议员会议也导致了这些国家行政部门的合作——被标定为政府间而不是议员间——借助不同部长理事会的定期会议作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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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荷卢经济联盟议会间咨询理事会（I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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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在1955年建立。比荷卢经济联盟议会间咨询理事会就广泛的相关问题向成员国政府提出建议，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外交政策和法律协调等问题上。该理事会由49名成员组成，成员由各国议会委任。自1985年以来，理事会在监管申根协定要求在众多欧盟国家间实行人员和货物自由流通的适用性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50)。这一授权产生于对理事会在议会间合作领域的长期实践方面一个更为广泛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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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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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合作联盟于1985年成立，由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议员组成。他们的责任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生活质量问题。在南盟的赞助下，一个特惠贸易协定（SAPTA）得以确立，关于削减地区内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自由流动障碍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中。谈判也在朝着建立南亚自贸区（SAFTA）方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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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盟通过了有关打击恐怖主义和麻醉药品以及精神病药物的公约，并正在最终确定关于拐卖妇女和保护儿童的附加公约(51)。1992年，南盟建立了一个本地区抗击结核病的培训中心(52)。在1997年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它通过了有关建议，放松签证限制和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数据以使本地区所有议员了解彼此议会中的最新发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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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议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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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独立出来后不久，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采取措施确立一系列合作安排，如波罗的海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农业设备联合生产以及从赫尔辛基经由俄罗斯的公路建设。这些国家也建立了波罗的海议会会议，以北欧和比荷卢经济联盟的事例为样板(54)。在今天的一些活动中，波罗的海会议推动了这三个国家在协调立法方面的合作以符合欧盟的要求，努力改善边界设施和边境口岸，协调外交政策(55)。它也同其他地区的议会合作：在1994年与ICCB签署了合作协议(56)；在2001年授权其常务委员会进行游说，寻求与北欧理事会合并(57)；与北欧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58)；此外，2001年在布鲁塞尔与来自ICCB和北欧理事会的议员一起召开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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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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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星球上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议会会议的地区，我所描述的这些只是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其他的会议有：拉丁美洲议会，成立于1964年，由来自22个国家的各10名代表组成；非洲议会联盟，成立于1976年，包含35个非洲议会；阿拉伯议会间联盟，成立于1974年，由18个议会和立法会议组成；以及安第斯集团议会，创建于1979年10月25日，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59)。所有这些组织，就像上述组织一样，推进了地区合作甚至是地区一体化，在地区政治中加入了议员的声音，否则就会通过更为官僚化的机构进行，如美洲国家组织（OAS）和非洲统一组织（O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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