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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查耶斯像莱因内克一样,是从世界已超越了相互依赖的命题开始的。相互依赖是指这样一种一般状况,即各国相互依存,易受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但相互依赖仍然设定了分离、自主和划分边界的基线。国家可能深深地依赖于相互的选择和决策,但那些选择和决策仍驱动和塑造国际体系。相比之下,对两位查耶斯来说,国际体系本身已变成一张“紧密交织的国际协议、组织和机构网,塑造国家之间的关系,深深地渗入它们的内部经济和政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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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国际体系的背景条件是联结而非分离,互动而非孤立,机构而非自由空间,那么作为自主权的主权就毫无意义了。新主权是身份、成员、“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联系以及作为其中一个行为体的政治能力”(10)。不管听起来如何自相矛盾,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在国际体系——“主权”声称授予和描绘的条件——内行动的能力多大,依赖于它与其他国家联系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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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权观与分解世界秩序的概念正好相符。如果该秩序活动中的主要部分是机关、机构和它们之内的官员,他们集体地对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负责的话,那么他们必须能够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主权。他们必须能够行使至少某些独立权利并服从某些独立的或至少与众不同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可能来自更为单一的适用于单一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或者它们可能从富有意义和有效的跨政府关系的功能性要求中形成。尽管如此,“国家”的主权必须成为一个更为灵活和实际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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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主权是关联性的而非形单影只的,它认为主权是一种交往的能力而非一种抵制的权利,那么它授权给各位部长、立法者和法官就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了。第二章所讨论的司法礼让,立足于法官相互尊重对方的能力,他们都是同一行业和跨越边界的机构事业的成员。它设定,一个充分“主权”的法院有权利在发生冲突时处理争端,能在跨国冲突中谈判合作性的解决办法,能够参加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的跨国司法对话。监管者也将有类似的授权与其他监管者互动,从事第一章所描述的范围广泛的活动。而立法者则直接授权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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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分解的国家机构已经在从事这些活动,就如本书所论,如果它们被赋予正式的能力去做它们正在做的事,那会如何?主要好处是,直接使政府机构服从国际义务,可以支持廉洁的机构反对腐败的机构,支持尊重权利的机构反对更为高压的机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将有独立的义务解释和执行国际法律义务,这很像美国政府的立法、行政或司法当局有独立的义务确保其行动符合宪法。如同在国内,法院或立法机关一旦在国际法出现有争议的解释时拥有最终权力一样,以便确保必要时国家统一的可能。然而在很多情形下,有关贸易、环境、司法独立、人权、军控及其他领域的国际法律义务将直接分解到各政府机构,它们负责讨论中的问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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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注册和投入于全球政府网络之中,单个政府机构将证实它们的司法、立法或监管主权。它们将参与专业准则的制订和执行,以及各种实质性问题上最佳实践的发展。而且它们将意识到在它们的选民、它们的同行以及全球共同体面前表演,它们是那个共同体的权利和地位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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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不像看起来那么遥远。实际的事例已经存在或正在提出。艾耶尔·本万尼斯蒂已提出了正式授权次国家单位进入各种协议的可能性(11)。《普林斯顿普遍管辖权原则》在国际法下建立了清晰的规则和原则,这些国际法直接针对各国家法官,正如他们是国际法学说的实际主体一样。有助于政治家谈判缔结条约的模糊性对于法官经常是灾难性的,后者实际上必须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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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之下,把国家分解并至少把一定程度的主权授予其组成部分看起来可能削弱国家。相反,它将支撑作为国际体系中首要行为体的国家的权力。给予每一个政府机构国际法下一定程度的合法权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义务,在更大的政策网络中将政府官员标志为与众不同,使国家扩展其边界。若主权仍被理解为排他性的和不可渗透的而非关系性的,加强国家的力量将意味着竖起更高的高墙以保护其国内自主性。然而,在主权意味着参与诸多合作机制以满足所有国家的集体利益之能力这样一个世界中,扩展不同国家机构的正式能力与它们的全世界同行互动,意味着扩展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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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论,请考虑如下的思想试验。设想从仅含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开始,并努力设计一个可行、有效和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想象一下许多这些国家的政府寻求向犯罪开战,征税,保障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保护环境,监管金融市场,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确保消费产品的安全,并公平而准确地代表公民。现在设想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国家政府官员不能只在其领土内履行职责。再设想他们寻求解决的一些难题具有全球维度,而那些难题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是经由跨国网络行动的。与此同时,能够帮助解决那些问题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也是经由跨国网络行动的。最后,设想一下公民们所希冀的事情之一是一个更安全、更公平、更清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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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政府官员永远不会把权力交给世界政府,尽管他们当然将认识到就某些特定问题而言,只有真正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才能克服制订和执行全球性解决方案所内在的集体行动难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寻求以各种方式合作共事,认识到他们只有通过在全球层次上互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才能在国家层次上履行好职责。他们普通的政府工作——监管、判案、立法——因此将会既包括国内活动,也包括国际活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还将认识到不仅有对其国内选民的责任,而且有对更广大的全球选民的责任。如果被授予一定程度的主权参与相互的集体决策,他们还将不得不承担对这些更广大选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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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他们将创造一种新秩序。它将包括当前国际体系的许多要素,并建立于我已描述的趋势之上,但是将用各种政府网络来覆盖和保卫它们。这将是一个由分解的国家机构创建和组成的世界秩序,使得民族国家能够赶上私人部门的变化并扩大国家权力。这将是一个有效的世界秩序,意味着能够把纸上的原则转化为个人和组织的行动。然而,要真正有效,它将不能不是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地包容、尊重、宽容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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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是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在这里人类的希望和绝望、犯罪和慈善、思想和理想都通过人和组织的网络传遍全球。它也将享有政府代表和管理其人民的权力。利用和增强这一能力,是一种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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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yes and Chayes,The New Sovereignty: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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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inecke,“Global Public Policy,”132.See also idem,Global Public Policy: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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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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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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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bid.,1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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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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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bid.,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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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hayes and Chayes,The New Sovereignt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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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26.如上所述,莱因内克类似地强调了全球化不同于相互依赖,它渗透到国际体系内公司及其他行为体的深层结构和战略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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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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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envenisti,“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What Role for International Law?”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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