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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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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迈调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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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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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拉姆辛胜利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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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拉姆辛胜利石板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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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调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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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玉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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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围攻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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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西斯二世攻占达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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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170323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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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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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对世界就几乎没有贡献过太多有用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而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也许是中国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性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时候了。但是，我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即便一些中国读者愿意读我的东西，我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反而会比和英语读者见面的时间要晚。这并不是我不关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我始终都知道，我的研究对中国有现实甚或未来的意义。但是，我也同样始终坚信，要想贡献一些普世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只能是我研究中的一个——但永远都不能是唯一的——观察点或者数据点。因此，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出发点和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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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一部纯粹的国际关系学作品的话，我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就已经是一部覆盖整个社会科学的作品。而现在您手中的这本《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至少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作品，因为它的支撑点和我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的支撑点一样都是“社会演化范式”。而我将在下一部英文著作《论社会演化》中详细阐述并宣称，“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就如同达尔文的演化论是生物学中的能够溶解一切的“万能酸”（universal acid）一样。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试图解决的一些实证和理论问题，特别是战争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社会演化的深远影响，其实也是人类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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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也已经发现，我最近的许多研究已经不再是国际关系了。事实上，我正在逐渐“淡出”国际关系学界，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中最为根本性的宏大理论和实证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不管你们同不同意）。而我未来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将集中于：比较政治学（现代化、族群冲突、政治转型）、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事实上，我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以上领域的探索性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我的个人网页下载或自行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