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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衷心地感谢董杰旻和朱鸣愿意承担这项烦琐的“（翻译）活儿”。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著作和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恐怕是未尽可知的。对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我无以回报，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和他们一起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奋斗。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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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张伊编辑，她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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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够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后最重要的灵感和鼓励的源泉。她还通常是我的中文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位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潇雨，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教会了愚钝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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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总想做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维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致，我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这种冲动。部分原因也在于，再读本书的时候，我认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依然成立：我现在也不会对本书做任何大的修正。（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再读这部作品时，确实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写出了这部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异常艰难、漫长和痛苦的。我们总是说，写书如同“十年磨一剑”。这本书是真的写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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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确实有以下几点微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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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注释、用词和排版上的错误得到了修正，而这些改动都被标记出来了。当然，这些修正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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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一些我本人在英文版出版时还未出版的作品，中文版中做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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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我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作者中文版注”）。本书的译者（特别是董杰旻）也同样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译者注”）。而这些“译者注”都已经过作者本人的审定。这样做是为了利于读者考察作者的理论思考的演进。同样，这些新的注释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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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书中存在的错误仍旧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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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 2017年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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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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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之际，赫尔曼·穆勒（Hermann J. Muller，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感慨道：“没有达尔文主义的100年实在太漫长了。”放眼社会科学，他的这番扼腕之叹更为真切。在《物种起源》问世150多年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于运用演化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做法，即使不怀敌意，也仍就是抱着矛盾的心态。而我则主张，如果想要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就必须彻底抛弃这种对社会演化的怀疑心态。社会科学家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演化思维，成为社会演化论者。套用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 1973）的那句名言来说就是，除非我们运用社会演化的视角，否则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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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的研究指出，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极致，就会发现它其实只有11个基础范式，而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主流学派或方法，都是这些范式不同组合的产物（Tang 2011b）。我进一步提出，演化的方法——更准确地说，社会演化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是其中最有力的方法：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在与此相关的下一部书中，我将详细阐述到底什么是社会演化现象、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那本书旨在帮助社会科学家们理解社会演化，并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理解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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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审视国际政治自人类历史伊始（公元前11000年）至今的系统转型。同时，我也将给国际关系学界的“大争论”提供一个基于演化思维的巧妙解决，并以此展示社会演化范式的解释力。故而这本书既是写给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学家的，也是写给所有社会科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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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以及我运用社会演化范式的其他作品（Tang 2008b；2010a；2010e；2011a；Tang and Long 2012），我希望至少一部分社会科学家能意识到，社会演化范式是极具解释力的范式，从而终结没有社会演化主义的150多年——这实在是太漫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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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撰写的耗时之长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即使有了漫长的写作时间，但如果没有几所机构的慷慨支持（精神上和财政上），本书的问世也恐怕会遥遥无期。因此，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以及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致谢。特别是前者的所长张蕴岭教授和后者的院长巴里·德斯加（Barry Desker）大使，在他们卓越的领导下，这两所机构都给予了我极好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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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在我于200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期间，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对我的接待。在那段时间里，我完成了关于社会演化的一些细节工作，并且完善了如何运用社会演化的方法来理解国际政治，乃至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向王赓武教授这样散发着智慧的杰出历史学家学习，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而我是如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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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的批评也让我受益匪浅。在国际关系领域，他们有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巴里·布赞（Barry Buzan）、杜森、鲍勃·杰维斯（Bob Jervis）、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蒲晓宇、卓少杰（Sow Keat Tok）、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薛力。我还要感谢克里斯·罗伯茨（Chris Roberts）分享了他尚未发表的关于东盟精英民意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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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人类学、考古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演化论学者中，吉列尔莫·阿尔加泽（Guillermo Algaze）、玛丽恩·布鲁特（Marion Blute）、杰弗里·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和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等在各自领域的工作，帮助我避免了在整合他们各自不同领域的数据与见解上犯下根本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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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多米尼克·拜厄特（Dominic Byatt）编辑，耐心地给予了我富有智慧和激励性的鼓舞。他甘冒风险支持这个看似与大部分社会科学文献都格格不入的出版项目。我希望这本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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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向这些特殊的朋友致以谢意：崔涛、李洪林、李红梅和张愚。他们对我的坚定信任，不仅是我灵感的一部分，也给予了我支持、鼓励和理解。冯元良（Leslie Fong）、韩兢、严新三位特殊的朋友和导师，教会了我不可能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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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能与一些优秀的研究助手一起工作。范勇鹏不仅提供了出色的研究支持，而且就欧洲系统的部分提供了有益的讨论；杨珊不辞辛劳地整理了参考文献；碧翠丝·比格尔（Beatrice Bieger）、冯琦文（Candis Pang）、潘荣芳、洪彦、杨原和姚丽霞的协助，使得我的工作不再那么痛苦；之前和现在指导的研究生们——李江春、苏若林、王凯、张婧一、张旻和周亦奇，也都给予了我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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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复旦大学后结识的新同事和新朋友，让我度过了愉快而又高产的岁月。在无数的休息时间里，与陈玉刚、陈志敏、何俊志、胡湛、李瑞昌、刘建军、沈逸、苏长和、吴澄秋、吴开亚、吴心伯和朱勤共同品茗、喝咖啡，甚至“吞云吐雾”，都使我的撰写过程变得轻松愉快。我还要深深感谢包括徐立峰和左希迎在内的几位研究生，他们真诚地帮助我而不怕让他们的老师显得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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