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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纳达勒姆（Durham 1991，3~10）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只有观念层次上的意义。对于克勒伯和帕森斯（Kroeber and Parsons 1958，583）而言，文化是“塑造人类行为的因素，它是被传承和创造出的价值、观念和其他象征意义的系统模式”。对于格尔茨（Geertz 1973，89，92~94，144~145）而言，文化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就社会交往而言，有序的意义和象征系统”，或是“人类解释自身经验并指导自身行为所依据的意义结构”。因此，文化至少包括四个关键特性：属于观念层次，具有象征意义；是真实的；具备社会传承性；具备历史性。通过这种定义便可明白，只有人类才拥有文化（Geertz 1973；Durham 1991，3~10；Premack and Haus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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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不否认某些领域的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组织化（比如组织化的宗教、语言），但我也明确否定文化一定是“被系统地组织起来”的观点。认为文化一定被“系统性地组织起来”的想法是对文化的“整体主义”（holistic）理解，也是“功能主义学派”（functionalism）犯的典型错误。纪念碑等文化产物，只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是文化本身，因为它们有了物质上的投入，而文化本身只有单纯的象征意义，也纯粹属于观念维度，尽管在文化的背后肯定有物质性的东西在支撑着（Tang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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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包含了类似于规则的成分，也包含了与规则相差甚远的成分（如符号）。而只有规则才是社会中制度体系（即结构）的一部分。文化所包含的规则也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以及是否被最高权力支持的区别。与制度一样，文化不是行为或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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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指出，文化只是人类社会观念维度中的一部分——故而只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此一来，文化演化只是观念演化的一部分，而观念演化只是社会演化的一部分。社会演化包含了观念演化，自然也就包括文化演化在内了（参见本书第一章，具体细节参见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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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演化”（evolution）常译为“进化”，但这种翻译带有误导性。拉丁语中的evolutio意为“（将卷着的物体）展开”。瑞士生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由此创造了evolution一词，并将它运用到了胚胎发育的先成论。但随着后成论的兴起，evolution被逐渐运用到胚胎发育的重演理论中。同时从此开始，个体发育与物种变化被联系在一起，evolution也开始被用于描述物种受目的的驱使，沿着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生“进化”的过程。后来，这种理解被斯宾塞（Spencer）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最初并没有使用“进化”一词，而是用了“带有改变的传代”（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这种说法。时至今日，人们已经理解生物演化没有任何方向，也谈不上进步的意义。关于evolution在生物学中的含义变化过程，参见Peter J. Bowler，1975，“The Changing Meaning of ‘Evolu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6（1）
:95~114。关于对演化具有进步性的误解，参见本书第一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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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将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pluralism）这一分支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不完整（truncated）形式，而将“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这一分支视为建构主义的亲缘理论，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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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之所以将这三个理论视为正统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是因为它们大致地捕捉到了国际政治三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世界、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世界以及我们可能要创造的世界（参见本书第二、三、四章）。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建构主义不能构成单独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因为它更接近于认识论的范畴（如Barkin 2003；Booth 2005，272）；但我对此给出的原因则是，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只捕捉到了社会世界的某些核心过程，而非真实的“世界”。建构主义的捍卫者和批评者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Keohane 1989；Wendt 1999）。不仅如此，建构主义几乎只有纯粹的观念维度。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重要分支是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肯·布思（Ken Booth）及其追随者们的“批判性安全理论”（critical security theory）（Booth 2005）。在此我不会过于关注这些争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参与个体。关于这些争论的其他看法，参见Keohane 1986；Baldwin 1993；Powell 1994；Frankel 1996；Jervis 1999；Copeland 2000b；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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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如鲁杰（Ruggie 1983，271）所指出的那样，在沃尔兹的模型中，只会有结构（即“极”）的变化，不会有系统的变迁，因为无政府不可能转型成等级制。在现实中，即使起初只有一个维度发生了变化而其他维度都保持不变，系统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型（Jerv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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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书对物理环境的定义，要大于吉登斯（Giddens）和布迪厄（Bourdieu）对社会的定义中所说的“时间与空间”或“位置与时刻”（Bourdieu 19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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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涌现”是系统理论、演化理论、复杂理论等科学哲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与还原论相反，涌现论认为，整体大于个体的简单总和。比如，氢和氧生成水的化学反应不能简单地用粒子物理学来理解；有丝分裂的过程也不能简单视为一般的物理与化学变化过程。不仅如此，从基因到整个生态系统，从单一的消费者/厂商到整个国际经济系统，也都具备涌现的特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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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第一章 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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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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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为后面章节的内容作铺垫。我的基本目标是，让读者对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有基本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使读者对社会演化范式有基本的认知。当然，我会在以后的作品中详细阐述社会演化范式（Tang，未发表书稿），而在本书中只对其重点内容进行探讨。由于本章的讨论较为简要，如果读者有兴趣作进一步的了解，可参阅我下一部关于社会演化的作品（Tang，未发表书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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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余下的内容如此展开：第一节总结了生物演化的基础知识；第二节澄清了对生物演化的几种常见误解；第三节定义了什么是社会演化现象；第四节概述了社会演化范式的核心原则；第五节在先前章节的基础上，批判了错误的演化性理论；第六节批判性地简要综述了国际关系学现有的演化性理论。最后是本章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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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之前，我在此要做三个重要说明。首先，我不会探讨仅仅是停留在比喻层面上的所谓演化说，因为它们只是简单地把演化和变化画上等号。比如，物理学家所讨论的太阳系或宇宙的演化。在这一类讨论中，演化都只有比喻层面的含义，因为它们的系统根本不是真正的演化性系统。[2]对于真正的演化性系统而言，它必须有生命体填充（参见本章第一节），太阳系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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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演化生物学家对“社会演化”这个概念的使用并不严谨，在此我也不做探讨（如Trivers 1985）。这一类作品大多着眼于非人类的物种（如蚂蚁），但是此类有机体都没有心智，故而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而言，它们能够提供的价值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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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直接忽略了那些名为演化实则不符的文献。由于这类文献实在是汗牛充栋，我不可能一一综述和批判，在此仅列举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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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套路，在其新制度经济学的作品中声称，演化方法是理解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正确方法（Schotter 1981）。由此，肖特默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方法。但正如博兰（Boland 1979，988）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理解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演化性——它只能出现一次动态变化（沿着帕累托边界走向均衡），之后就趋于静止，除非出现了外生冲击，导致它再次发生变化。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理解的变迁都是外生驱动的。如此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具备真正的演化性，因为它无法提供内生（故而充分）的制度变迁解释（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第一、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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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学中，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将权力转移的“长周期论”吹嘘为具有演化性的国际关系理论（Modelski 1978；1987；1990；2005）。他声称，国际政治经历了霸权更迭的长周期，因此具有演化性。然而，他的整个论述最多只是比喻层面的演化，或者不客气地说就是“伪演化”（Falger 2001）。显然，莫德尔斯基对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都一无所知。无论是生物演化还是社会演化，都不是周期形式的。最关键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根本找不到演化的核心机制——变异—选择—遗传机制。事实上，他的“长周期论”设想是否成立也是不确定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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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莫德尔斯基的设想还是肖特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演化性理论，我也不会再探讨类似的文献。因此，我接下来所探讨的社会科学及国际关系学中对演化理论的运用与误用，都限定于具备真正的演化要素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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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很遗憾的是，在写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时，作者对演化生物学领域的部分最新重大进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这并不妨碍本书的讨论，但是这确实是本书的最大缺憾。我将在我的下一部书《论社会演化》中弥补这一缺憾。值得指出的是，演化生物学领域中一些最重要的最新进展事实上意味着我发展的社会演化范式将更为有力，因而也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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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中文版注】system可以译成“系统”或者“体系”。本书一律采用“系统”的译法。部分原因是在中文语境下，“国际体系”似乎是有点特指“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贬义词。本书中，“系统”是绝对中性化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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