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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演化”明显受到波普尔—坎贝尔—图尔敏(Toulmin)的“演化认识论”的启发,伊曼纽尔·阿德勒[Adler(1991)2005]关于“认知演化”的论文,是建构主义的早期阐述(也可参见Adler 2005,第一章)。阿德勒明确把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当作理解国际政治认知演化的关键机制。不仅如此,他还挑出了几组二分的基础范式,并(含蓄地)提出要将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即“抓住中间地带”;Adler 1997a)。阿德勒的认知演化理论系统还是个双层博弈系统——国家创造新的观念,其中一些(通常是创新和进步的)观念会被选中而推广至国际舞台。一旦这些观念在“认知演化”的过程中胜出,它们就会(逐渐但进步地)转变国际子系统(Adler 1997b)。相较于对国际系统观念变迁的纯粹结构性解释(参见Wendt 1992;1999),阿德勒的设想有了显著的(演化性)提升,因为只有(国家内的)个体才能萌生观念,而国际结构中的观念不可能突然凭空出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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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显著的演化风格,但阿德勒的框架仍没有完整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声称建构主义占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中间地带(Adler 1997a,336),但他对物质力量在“认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只字未提。进一步说,在他的探讨中,权力和现实冲突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而这与他声称相较于之前的乌托邦理论,建构主义更加强调权力的论断完全相反(Adler 1997a,336;2005,14)。最后,即使建构主义占据了这些二分范式的中间地带,它也并未充分整合这些范式(参见Tang and Long 2012)。而如果要对国际关系和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给出真正的演化理解,那这种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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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际关系学中,亨德里克·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对欧洲国际系统在14世纪至18世纪所兴起的主权领土国家的解释,最接近于社会演化范式(Spruyt 1994a;1994b)。批判性地借鉴了蒂利(Tilly 1990)、克拉斯纳(Krasner 1984;1988;1999)和其他人的作品,斯普鲁特强调了变异和选择这两步,是理解某一特定的国家形态(即主权领土国家)为何及如何最终成为整个系统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形态所在。斯普鲁特认为,主权领土国家在保护贸易和征收税赋方面的能力更强,因此相较于另外两种可能的统治方式(即城邦联盟和城市国家),它具有长远的竞争优势。在领土国家与主权的兴起的解释上,斯普鲁特的论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幸的是,斯普鲁特错误地把社会演化和制度演化基本等同起来,也错误地强调了演化的周期与路径,并且他受到了太多来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理论的影响(如Spruyt 1994b,22~33,178~179;关于古尔德的批评,参见Dennett 1995)。此外,斯普鲁特也带有浓重的、嵌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之中的功能主义色彩。当然这是因为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下确立的缘故[如诺思、威廉姆森(Williamson);具体批评参见Tang 2011a,第二章]。最后,就社会演化范式该用什么来合理解释社会变迁这个问题,斯普鲁特也没能给出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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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性的“行为体建模”(agent based modeling,ABM)“行为体建模”(或模拟)是另一种对演化性变迁的模拟方式。被广泛引用的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 1984)的著作是这一类方法的早期作品。法卡斯(Farkas 1996)做了一个简单的领导群体挑选政策的模型。近来,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及其同事模拟了国际系统中,通过征服和政权更迭,主权和民主化和平得以出现的演化过程(Cederman 1997;2001a;2001b;2002;Cederman and Gleditsch 2004;Cederman and Girardin 2010)。[4]他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也为研究国际系统的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的发现也佐证了本书的论点,尽管其时间框架相对较短(即欧洲从前现代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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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行为体建模”有多强大,它的演化性仍旧是非常有限的。一般而言,“行为体建模”固定了行为体的目标偏好,而只允许行为体的战略偏好可以在过程中发生改变。除了可能改变的偏好战略和系统中行为体的数量之外,“行为体建模”还进一步假定了环境是相对恒定的。这样的话,这种模型无法模拟行为体和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无法模拟整个系统的深层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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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系统变迁的理论国际政治系统似乎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演化方法因而有可能有效地对此做出解释。但就国际系统的演化而言,没有人给出真正的社会演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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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层面,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反演化的——沃尔兹(Waltz 1979,66)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2)都明确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在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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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承认,国际系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比如,约翰·鲁杰(Ruggie 1983)就指出,领土国家的出现构成了系统转型。与之类似,约翰·缪勒(Mueller 1989)也指出,国家学习到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即使核革命没有发生,大战也已经过时了(也可参见Jervis 2002)。但这些作者都没有明确采用演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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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温特(Wendt 1992;1999)对不同的无政府状态的探讨,称得上是国际政治在系统层面上真正具有演化风格的解释。温特强调无政府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也就暗示了系统有转型的可能(也可参见Ruggie 1983)。基于对认同形成/转变和结构改变做出的“文化演化”的解释方法,温特(Wendt 1999,第七章)也对这种转型选出了几种可能的驱动力。此外,温特还探讨了文化演化下的选择和社会化。不幸的是,(与之前的阿德勒一样,)虽然温特谈及了“弱唯物论”(rump materialism),他几乎单纯地依靠观念力量。[5]因此,温特重复宣称,“国家置身于其中的最重要的结构,是由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构成的”(Wendt 1999,309;关于温特的“唯观念主义”的批评,参见Palan 2000;Copeland 2000b;191~192)。温特因而也就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塑造了不同的无政府的观念(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是如何及为何率先产生及扩散的(更深入的批评,参见本书第二、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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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Diamond 1997),对公元前11000年至今的人类历史,做出了气势恢宏的宏观叙述,故而也就涉及了国际系统的变迁。他采用了社会演化的方法,对物质力量(如地理、人口、病菌)和观念力量(农业和工业革命所体现的观念)都做了强调。遗憾的是,他既没有直接探讨国际政治的转型,也没有明确阐述自己的核心假设和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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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基于社会生物学,塞耶(Thayer 2004)和盖特(Gat 2006)提出了两个相似的,关于战争的历史起源与扩散的理论。他们都正确地指出,许多国际关系学论及战争起源的文献,其实是在探讨战争的直接原因(如Blainey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b),而国际关系学者常常误解了战争的起源。他们也都正确地强调了,只有以演化视角才能充分理解战争的起源。遗憾的是,他们都彻底站在了社会生物学的阵营里,故而不可能对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与扩散给出充分的解释(具体批评参见本书第二章)。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没有陈述什么是社会演化,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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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称对世界政治做出了演化性解释的文集,参见Thompson 2001。不幸的是,这本书的许多章节都受到了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伪演化的“长周期”方法,以及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方法的影响。斯特林-福克(Sterling-Folker 2002)很好地诠释了(人性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化、个体与群体、物质与观念这几组概念。遗憾的是,她没能把这些论点系统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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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制度,而建构主义侧重于(作为非正式规则的)规范。所谓的规范是指“行为标准”,或“对特定身份的行为体,应该表现出的合适行为的集体期望”(Florini 1996,364;Katzenstein 1996,5)。将制度作为自变量(即制度本身生效)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理论——任何变迁的理论一定是事后的(Calvert 19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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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定程度上,阿德勒[Adler(1991)2005]的论文和温特(下文探讨的Wendt 1992)的论文,可以很好地形成互补——阿德勒侧重于观念变迁的过程,而温特侧重于新观念对国际系统本质的影响。但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系统存在着相似的缺陷。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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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亨特利(Huntley 1996)详细阐述了他把民主化和平视为国际系统演化的产物的初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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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如帕兰(Palan 2000,589~590)所指出的那样,温特(Wendt 1999)为了支持自己的极端唯观念主义的地位,而暗中偷换了观点。他一开始承认“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Wendt 1999,110),之后又说“观念建构了看似属于物质范畴的原因”(Wendt 1999,94,原书着重强调),最后走到了“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因素是国际系统中的‘观念分配’”(Wendt 1999,96,也可参见137~138,309)的极端唯观念主义。因此,温特混淆了优先性和比重这两个概念。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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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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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概述了一个关于社会演化和社会演化范式的自洽且系统的讨论,当然在以后的作品中会详细展开(Tang,未发表书稿)。由于社会演化范式有机整合了社会科学的其他十个范式,因此它是我们理解人类历史,以及社会演化下的人类社会的必要武器。同时,许多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微观和中观机制,也能被社会演化范式整合与吸收。因此,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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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系统的演化,并提供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宏观社会学。我将会展示,社会演化范式真正内生地解释了国际系统在时空下所发生的转型——而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只有真正的演化理论才能对变迁做出内生的解释(Boland 1979,968;Knudsen 2001,125)。不仅如此,驱动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核心机制是无法替代的。[1]最后我要指出,社会演化范式是当之无愧的“万能酸”,因为它能够整合诸如生存竞争、理性(战略)行为、选择、学习、(通过观念的传播而)社会化、技术、系统方法和制度等次要机制,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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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而在此,我向我的理论的批评者们发起挑战:他们不可能不借助本书的根本机制来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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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如在本书的框架中,军事技术的演化就是国家间竞争的自然结果——对杀戮和防御的需求,驱动了军事技术的演化(参见本书第二章;也可参见Diamond 1997;Thayer 2004,第四章)。与之类似,本书的框架也巧妙地解释了领土主权的由来(参见本书第三章;也可参见Spruyt 19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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