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34770
“认知演化”明显受到波普尔—坎贝尔—图尔敏（Toulmin）的“演化认识论”的启发，伊曼纽尔·阿德勒［Adler（1991）2005］关于“认知演化”的论文，是建构主义的早期阐述（也可参见Adler 2005，第一章）。阿德勒明确把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当作理解国际政治认知演化的关键机制。不仅如此，他还挑出了几组二分的基础范式，并（含蓄地）提出要将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即“抓住中间地带”；Adler 1997a）。阿德勒的认知演化理论系统还是个双层博弈系统——国家创造新的观念，其中一些（通常是创新和进步的）观念会被选中而推广至国际舞台。一旦这些观念在“认知演化”的过程中胜出，它们就会（逐渐但进步地）转变国际子系统（Adler 1997b）。相较于对国际系统观念变迁的纯粹结构性解释（参见Wendt 1992；1999），阿德勒的设想有了显著的（演化性）提升，因为只有（国家内的）个体才能萌生观念，而国际结构中的观念不可能突然凭空出现。[3]
1703234771
1703234772
尽管具有显著的演化风格，但阿德勒的框架仍没有完整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声称建构主义占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中间地带（Adler 1997a，336），但他对物质力量在“认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只字未提。进一步说，在他的探讨中，权力和现实冲突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而这与他声称相较于之前的乌托邦理论，建构主义更加强调权力的论断完全相反（Adler 1997a，336；2005，14）。最后，即使建构主义占据了这些二分范式的中间地带，它也并未充分整合这些范式（参见Tang and Long 2012）。而如果要对国际关系和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给出真正的演化理解，那这种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1703234773
1703234774
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际关系学中，亨德里克·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对欧洲国际系统在14世纪至18世纪所兴起的主权领土国家的解释，最接近于社会演化范式（Spruyt 1994a；1994b）。批判性地借鉴了蒂利（Tilly 1990）、克拉斯纳（Krasner 1984；1988；1999）和其他人的作品，斯普鲁特强调了变异和选择这两步，是理解某一特定的国家形态（即主权领土国家）为何及如何最终成为整个系统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形态所在。斯普鲁特认为，主权领土国家在保护贸易和征收税赋方面的能力更强，因此相较于另外两种可能的统治方式（即城邦联盟和城市国家），它具有长远的竞争优势。在领土国家与主权的兴起的解释上，斯普鲁特的论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幸的是，斯普鲁特错误地把社会演化和制度演化基本等同起来，也错误地强调了演化的周期与路径，并且他受到了太多来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理论的影响（如Spruyt 1994b，22~33，178~179；关于古尔德的批评，参见Dennett 1995）。此外，斯普鲁特也带有浓重的、嵌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之中的功能主义色彩。当然这是因为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下确立的缘故［如诺思、威廉姆森（Williamson）；具体批评参见Tang 2011a，第二章］。最后，就社会演化范式该用什么来合理解释社会变迁这个问题，斯普鲁特也没能给出系统的论述。
1703234775
1703234776
演化性的“行为体建模”（agent based modeling，ABM）“行为体建模”（或模拟）是另一种对演化性变迁的模拟方式。被广泛引用的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 1984）的著作是这一类方法的早期作品。法卡斯（Farkas 1996）做了一个简单的领导群体挑选政策的模型。近来，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及其同事模拟了国际系统中，通过征服和政权更迭，主权和民主化和平得以出现的演化过程（Cederman 1997；2001a；2001b；2002；Cederman and Gleditsch 2004；Cederman and Girardin 2010）。[4]他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也为研究国际系统的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的发现也佐证了本书的论点，尽管其时间框架相对较短（即欧洲从前现代到现代）。
1703234777
1703234778
但不论“行为体建模”有多强大，它的演化性仍旧是非常有限的。一般而言，“行为体建模”固定了行为体的目标偏好，而只允许行为体的战略偏好可以在过程中发生改变。除了可能改变的偏好战略和系统中行为体的数量之外，“行为体建模”还进一步假定了环境是相对恒定的。这样的话，这种模型无法模拟行为体和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无法模拟整个系统的深层次转型。
1703234779
1703234780
国际系统变迁的理论国际政治系统似乎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演化方法因而有可能有效地对此做出解释。但就国际系统的演化而言，没有人给出真正的社会演化的解释。
1703234781
1703234782
在系统层面，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反演化的——沃尔兹（Waltz 1979，66）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2）都明确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在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不变。
1703234783
1703234784
但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承认，国际系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比如，约翰·鲁杰（Ruggie 1983）就指出，领土国家的出现构成了系统转型。与之类似，约翰·缪勒（Mueller 1989）也指出，国家学习到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即使核革命没有发生，大战也已经过时了（也可参见Jervis 2002）。但这些作者都没有明确采用演化的方法。
1703234785
1703234786
亚历山大·温特（Wendt 1992；1999）对不同的无政府状态的探讨，称得上是国际政治在系统层面上真正具有演化风格的解释。温特强调无政府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也就暗示了系统有转型的可能（也可参见Ruggie 1983）。基于对认同形成/转变和结构改变做出的“文化演化”的解释方法，温特（Wendt 1999，第七章）也对这种转型选出了几种可能的驱动力。此外，温特还探讨了文化演化下的选择和社会化。不幸的是，（与之前的阿德勒一样，）虽然温特谈及了“弱唯物论”（rump materialism），他几乎单纯地依靠观念力量。[5]因此，温特重复宣称，“国家置身于其中的最重要的结构，是由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构成的”（Wendt 1999，309；关于温特的“唯观念主义”的批评，参见Palan 2000；Copeland 2000b；191~192）。温特因而也就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塑造了不同的无政府的观念（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是如何及为何率先产生及扩散的（更深入的批评，参见本书第二、五章）。
1703234787
1703234788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Diamond 1997），对公元前11000年至今的人类历史，做出了气势恢宏的宏观叙述，故而也就涉及了国际系统的变迁。他采用了社会演化的方法，对物质力量（如地理、人口、病菌）和观念力量（农业和工业革命所体现的观念）都做了强调。遗憾的是，他既没有直接探讨国际政治的转型，也没有明确阐述自己的核心假设和处理原则。
1703234789
1703234790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基于社会生物学，塞耶（Thayer 2004）和盖特（Gat 2006）提出了两个相似的，关于战争的历史起源与扩散的理论。他们都正确地指出，许多国际关系学论及战争起源的文献，其实是在探讨战争的直接原因（如Blainey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b），而国际关系学者常常误解了战争的起源。他们也都正确地强调了，只有以演化视角才能充分理解战争的起源。遗憾的是，他们都彻底站在了社会生物学的阵营里，故而不可能对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与扩散给出充分的解释（具体批评参见本书第二章）。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没有陈述什么是社会演化，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
1703234791
1703234792
[1]号称对世界政治做出了演化性解释的文集，参见Thompson 2001。不幸的是，这本书的许多章节都受到了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伪演化的“长周期”方法，以及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方法的影响。斯特林－福克（Sterling-Folker 2002）很好地诠释了（人性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化、个体与群体、物质与观念这几组概念。遗憾的是，她没能把这些论点系统地发展下去。
1703234793
1703234794
[2]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制度，而建构主义侧重于（作为非正式规则的）规范。所谓的规范是指“行为标准”，或“对特定身份的行为体，应该表现出的合适行为的集体期望”（Florini 1996，364；Katzenstein 1996，5）。将制度作为自变量（即制度本身生效）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理论——任何变迁的理论一定是事后的（Calvert 1995，59）。
1703234795
1703234796
[3]在一定程度上，阿德勒［Adler（1991）2005］的论文和温特（下文探讨的Wendt 1992）的论文，可以很好地形成互补——阿德勒侧重于观念变迁的过程，而温特侧重于新观念对国际系统本质的影响。但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系统存在着相似的缺陷。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四章。
1703234797
1703234798
[4]亨特利（Huntley 1996）详细阐述了他把民主化和平视为国际系统演化的产物的初始想法。
1703234799
1703234800
[5]正如帕兰（Palan 2000，589~590）所指出的那样，温特（Wendt 1999）为了支持自己的极端唯观念主义的地位，而暗中偷换了观点。他一开始承认“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Wendt 1999，110），之后又说“观念建构了看似属于物质范畴的原因”（Wendt 1999，94，原书着重强调），最后走到了“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因素是国际系统中的‘观念分配’”（Wendt 1999，96，也可参见137~138，309）的极端唯观念主义。因此，温特混淆了优先性和比重这两个概念。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3。
1703234801
1703234802
1703234803
1703234804
1703234806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
1703234807
1703234808
在本章中，我概述了一个关于社会演化和社会演化范式的自洽且系统的讨论，当然在以后的作品中会详细展开（Tang，未发表书稿）。由于社会演化范式有机整合了社会科学的其他十个范式，因此它是我们理解人类历史，以及社会演化下的人类社会的必要武器。同时，许多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微观和中观机制，也能被社会演化范式整合与吸收。因此，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
1703234809
1703234810
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系统的演化，并提供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宏观社会学。我将会展示，社会演化范式真正内生地解释了国际系统在时空下所发生的转型——而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只有真正的演化理论才能对变迁做出内生的解释（Boland 1979，968；Knudsen 2001，125）。不仅如此，驱动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核心机制是无法替代的。[1]最后我要指出，社会演化范式是当之无愧的“万能酸”，因为它能够整合诸如生存竞争、理性（战略）行为、选择、学习、（通过观念的传播而）社会化、技术、系统方法和制度等次要机制，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政治。[2]
1703234811
1703234812
[1]故而在此，我向我的理论的批评者们发起挑战：他们不可能不借助本书的根本机制来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转型。
1703234813
1703234814
[2]比如在本书的框架中，军事技术的演化就是国家间竞争的自然结果——对杀戮和防御的需求，驱动了军事技术的演化（参见本书第二章；也可参见Diamond 1997；Thayer 2004，第四章）。与之类似，本书的框架也巧妙地解释了领土主权的由来（参见本书第三章；也可参见Spruyt 1994b）。
1703234815
1703234816
1703234817
1703234818
[
上一页 ]
[ :1.703234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