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35050
更为深远的是，子系统内第一场战争的影响还不止如此——正如赫伯特·斯宾塞（Spencer 1873，第八章）、齐奥尔格·齐美尔（Simmel 1964）以来的社会学家所认识到的那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群体的社会构造（也可参见Coser 1956；LeVine and Campbell 1972；Collins 2012；关于该动力的考古调查，参见Hamblin 2006；本章第五、六节）。简单地说，战争创造了国家、社会和我们，而国家、社会和我们会发动更多（更大）的战争。正是因为战争产生了邪恶强大的自我强化的动力，所以在第一场战争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系统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
1703235051
1703235052
最重要的是，战争将造就更大的政治单元，起初是酋邦，最后是（原始）国家——战争创造国家，之后国家才发动（更多）战争（Spencer 1873，194；Carneiro 1970；2000，129~130；Diamond 1997，291；Keegan 1993，91）。[17]政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的逐步增加，带来了两个深远的影响。第一，更多资源被投入到战争机器中。最终，国家装备了常备军，而这需要几乎恒定的整顿、训练和维护。国家还发展出了武器制造和战略制定（如孙子）等特定的职业，这又反过来导致了更精致的武器、战术和组织创新的产生。正因为战争和战争机器消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国家经常不得不持续扩张从而控制更多资源，并阻止其他群体控制这些资源——这再次印证了“最好的防御就是成功的进攻”的道理。其实在酋邦和复杂酋邦阶段，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扩张领土和人口，来扩大政治经济实力（Keeley 1996，106~112；Johnson and Earle 2000，249）。最后，为了维护战争机器，国家不得不设置日益膨胀的攫取机器。
1703235053
1703235054
第二，只有具备观念上的支持，战争才能展开下去——个体必须被说服和被强制参战（Collins 2012）。因此，所有国家都为发动战争而进行了官方学说、意识形态、文化和宗教仪式上的宣传。其中的核心就是，对受众进行军事主义的教化。这些学说包括了将征服与扩张视为唯一生存之道的（原始或粗糙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Mearsheimer 2001）。文化上的教化包括了对征服与扩张的讴歌，对临阵脱逃者的严惩（通常是处决），为奔赴战场而举办的仪式，以及对（已逝或健在的）英雄的纪念（通常还伴随着人祭）。这种教化还包括对权威与纪律的服从，通过为群体牺牲而得到不朽和荣耀。最后，尽管原始宗教的起源可能先于战争，但组织化的宗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支持战争，因为它给予了个体成为英雄与传奇以及服务于神的希望，从而更情愿地为群体牺牲（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2.1）。如此，战争渗透到了（甚至支配了）个体心理、群体精神和更大的社会结构（国家、宗教、教育/培训和教化）之中。战争真的是（几乎）吞噬了社会中的一切。
1703235055
1703235056
表2.1 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核心标志
1703235057
1703235058
表2.1a 战争对社会的影响：物质层面的表现
1703235059
1703235060
1703235061
1703235062
1703235063
表2.1b 战争对社会的影响：观念层面的表现
1703235064
1703235065
1703235066
1703235067
1703235068
[1]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甚至时至今日，孤立的群体也不会维持军事组织，而且极少有战争经历，即使他们以前经历过战争（Otterbein 1989，20~21；2004，81~82）。沃尔兹（Waltz 2000，15）在不同的背景下简洁地表述了这个逻辑，“不存在任何相互依存的话，那既不可能有冲突，也不可能有战争”。
1703235069
1703235070
[2]在人类的近亲黑猩猩身上也存在这两个特质，尽管相对比较原始。
1703235071
1703235072
[3]由于人类的大多数小型队群都是起源于一个大家庭，或者是由近亲家庭成员所组成，所以亲属关系是形成群内认同的突出因素。因此，群体认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也许远远强于通过现代的社会认同理论实验所能捕捉到的事实。同时，在人类社会的平等阶段，人们通常会选择愿意合作的个体，而反对那些对其他成员展现出攻击性的人（Bohem 1999）。因此，虽然存在产生攻击性个体的生物基础（最突出的就是比例约为千分之一的XYY男性），但这些个体难以繁衍出大量后代，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有困难（Miller and Cook 1998，72~82）。
1703235073
1703235074
[4]后来出现了狼牙棒、剑和复合弓等更精致的武器。
1703235075
1703235076
[5]虽然人口增长和现成资源的枯竭并不等同，但两者往往密切相联。一个区域可以被河流、山脉、沙漠和冻土形成物理（或自然）隔绝，也可以被人类活动（如Dickson 1987所指出的，定居农业所必需的灌溉）和生育情况形成社会隔绝。
1703235077
1703235078
[6]农业的起源仍然是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最近的探讨参见2011年的《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的第52卷第4增期，“农业的起源：新数据，新观点”。
1703235079
1703235080
[7]基利（Keeley 1996，表7.2）记录了人口密度与群体间的缓冲地带之间的关系。
1703235081
1703235082
[8]这是经济学中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结论（Jones 2005）。这背后的核心机制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技术进步率也会提高。
1703235083
1703235084
[9]今天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遗址便是最早的村庄之一，它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9500年。
1703235085
1703235086
[10]对比之下，时至今日仍拥有大量的肥沃和可耕土地的亚马孙平原只有零星的战争，且通常不是为了征服别人的土地（Carneiro 1970；Ferguson 1989）。
1703235087
1703235088
[11]最突出的是，定居农耕通常需要广泛复杂的灌溉系统的支持，而这需要大量的投资才能建设。
1703235089
1703235090
[12]关于领地意识、定居和防御这三者关系的简单探讨，参见van der Dennen 1995，46~49。
1703235091
1703235092
[13]卡罗尔·恩伯和梅尔文·恩伯（Ember and Ember 1992）展示了，资源的不可预测性常常引发相邻群体间的暴力冲突。胜利者通常对战败者进行掠夺的事实，可能部分反映了群体对资源的关注（M. Ember and C. R. Ember 1994，190，194；Keeley 1996，106~108）。兰厄姆（Wrangham 1999，13~14）也指出，“获取食物的恶劣条件”可能是坦桑尼亚的黑猩猩发生群体间侵略的关键原因。也可参见本章第三节。
1703235093
1703235094
[14]这再次说明，将系统内的战争起源（即第一场战争的原因）与第一场战争之后的战争的原因进行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奥特本（Otterbein 2004，第七章）未能指出，恐惧的扩散是战争传播的强大驱动力。盖特（Gat 2006，138~139）仅仅指出了，最近的冲突通常会反过来强化竞争并成为爆发冲突的新原因这个事实。
1703235095
1703235096
[15]比如在古代中国系统中，匈奴人可能是被驱赶出伊朗或西伯利亚后，而与中国中心地区的王国展开了近四百年的战争（Barfield 1989；Di Cosmo 2004）。
1703235097
1703235098
[16]然而温特并没有解释第一颗“老鼠屎”（或掠食性国家）是如何出现的。本书的理论做到了这一点。
1703235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