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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利（Keeley 1996，表7.2）记录了人口密度与群体间的缓冲地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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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是经济学中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结论（Jones 2005）。这背后的核心机制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技术进步率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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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今天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遗址便是最早的村庄之一，它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9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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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比之下，时至今日仍拥有大量的肥沃和可耕土地的亚马孙平原只有零星的战争，且通常不是为了征服别人的土地（Carneiro 1970；Ferguso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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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最突出的是，定居农耕通常需要广泛复杂的灌溉系统的支持，而这需要大量的投资才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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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领地意识、定居和防御这三者关系的简单探讨，参见van der Dennen 1995，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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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罗尔·恩伯和梅尔文·恩伯（Ember and Ember 1992）展示了，资源的不可预测性常常引发相邻群体间的暴力冲突。胜利者通常对战败者进行掠夺的事实，可能部分反映了群体对资源的关注（M. Ember and C. R. Ember 1994，190，194；Keeley 1996，106~108）。兰厄姆（Wrangham 1999，13~14）也指出，“获取食物的恶劣条件”可能是坦桑尼亚的黑猩猩发生群体间侵略的关键原因。也可参见本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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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再次说明，将系统内的战争起源（即第一场战争的原因）与第一场战争之后的战争的原因进行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奥特本（Otterbein 2004，第七章）未能指出，恐惧的扩散是战争传播的强大驱动力。盖特（Gat 2006，138~139）仅仅指出了，最近的冲突通常会反过来强化竞争并成为爆发冲突的新原因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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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比如在古代中国系统中，匈奴人可能是被驱赶出伊朗或西伯利亚后，而与中国中心地区的王国展开了近四百年的战争（Barfield 1989；Di Cosm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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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然而温特并没有解释第一颗“老鼠屎”（或掠食性国家）是如何出现的。本书的理论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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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出于行文简单的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用“国家”来指代一切的独立政治实体（如部落、酋邦、国家、帝国和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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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一般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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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节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社会演化论解释，本节将为之提供相关的一般性证据。首先我要展示的是，人类一开始取得了缓慢但稳定的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内的战争极其稀少——因此，被视为“自然状态”的霍布斯的世界并不存在。其次我要展示的是，在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左右，战争降临核心初始系统，并迅速蔓延且趋于残忍。最终，战争和战争观念支配了地球上的所有主要子系统——它们都彻底被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最后我要展示的是，在古代世界，征服通常会取得成功，这也与下一章的内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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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该理论的支持性证据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主要文明（或子系统）（Cioffi-Revilla 1996；2000；Carneiro 1994；M. Ember and C. R. Ember 1994；M. Ember and C. R. Ember 1998；Lambert 1998；Maschner 1998；Ferguson 1998；2006；Smith 1998；Hamblin 2006；Bradford 2001；Otterbein 2004；Raaflaub 2007）。这些证据表明了，尽管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但所有主要子系统都在不同的时间框架下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演化路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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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提供四类战争证据：（1）遗骸类证据，即，有遭到组织化暴力的证据，特别是墓葬中挖掘出的各种因受抛射武器、箭和锐器（通常为大头棒/棍棒/槌、弯刀和剑）攻击而导致（头颅及颅下）骨头折裂的骨架，死亡过程中零星的残害痕迹（即过度杀害，肢解的尸体，食人的迹象）；（2）武器和盔甲类证据，特别是墓葬中存在大量的武器（仅仅是墓葬中的武器和工具，则不那么有说服力）；[2]（3）建筑类证据，包括栅栏、城墙（特别是带有瞭望塔、护墙和土墙的）、防御工事、战壕堤岸特征的建筑（如壕沟、隔挡的门、守卫室）、栅栏围绕的土地和屋顶的住宅［如加泰土丘（Catal Huyuk）］等防御性建筑；（4）图像和铭文类证据，包括（洞穴、岩石、碗、墓葬中的）绘画、石柱、纪念碑、青铜器以及文本上对作战和备战的描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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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虽然存在一些重要例外（如“117号遗址”，参见下文），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公元前8000年之前，战争极少存在（Kelly 2000，125~133；参见Keeley 1996，32，39；Leblanc 2003，7~8），尽管物种内的暴力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Roper 1975；Ferguson 2006，470~474）。[4]无论进行何种测度，广泛的大规模战争在这之前肯定是不存在的（Otterbein 2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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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显示，在公元前6000年—前5000年之前，整个人类的人口总量非常低。按照估算，在公元前25万年—前5000年间，人类的总人口徘徊在300万到500万之间（Kremer 1993，683）。而因为如此低的人口和广阔的空地，在直立人和智人先后出现后，人类的祖先在离开非洲的路上都基本忙于在广阔的空地上迁徙和打猎，而不是在非洲内自相残杀（Diamond 1997，37，图1.1；也可参见Keegan 1993，125）。虽然在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有人被抛射武器打伤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稀少的（Guilaine and Zammit 2005，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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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期间，欧洲南部的洞穴/岩石绘画（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5000年—前12000年）展现了手持武器（主要是弓箭）的人物形象，但这些都是关于打猎而非战斗的场景（Ferrill 1985，17~18）。[5]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证据，也说明了没有战争的事实（Lamberg-Karolvsky and Sabloff 1995，49~55；Hamblin 2006，33~34）。在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7000年—前6500年的加泰土丘中，打猎（仪式）也是其壁画的主要题材（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02）。直到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才明确出现了战斗场景的洞穴/岩石绘画（Ferrill 1985，第二章；Kelly 2000，152~156；也可参见本书表2.2和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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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5000年—前10000年），除了著名的努比亚/北苏丹（Jebel Sahaba，捷贝尔·撒哈巴）的“117号遗址”（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0年—前10000年），今天乌克兰的瓦西列维克（Vasilevka，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9000年—前8000年）及其他几处遗址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明确的战争证据（关于“117号遗址”及其意义，参见Kelly 2000，146~161；Guilaine and Zammit 2005，67~75；关于瓦西列维克及其他遗址，参见Guilaine and Zammit 2005，7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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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相对和平的天堂时代，人类从微小的人口总数和（相对）较低的人口压力，逐渐获得了缓慢但稳定的人口增长（Kremer 1993）。而稳定的人口增长最终累积到了明显的人口爆炸，即所谓的新石器人口转型（Bocquet-Appel and Bar-Yose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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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子系统的证据也明确支持这一诠释。[7]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纳吐夫（Natufian）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3000年—前11000年），人口在稳定增长。到公元前8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出现了无数的小群落。而在欧贝德（Ubaid）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和整个乌鲁克（Uruk）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境内定居地的数量和密度都在大大增加（Pollock 1999，56~58，图3.9；Adams 1981，图9，12，13）。同一时期的古代埃及人口增长趋势也证据确凿（Wenke 2009，6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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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系统也遵循了相似的发展轨迹。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系统内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在公元前7000年之前，只发现了大概十处考古遗址（朱乃诚2010，99）。到了公元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只有一些地区达到了大型村落的规模，但迄今发现的此类遗址已有1000多处。再到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定居点扩展到了更多地方，尽管许多定居点相互间的距离非常远（部分原因是每个群体所控制的领土规模都很小）。到了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占据了更多的地方，因为我们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遗址，且每个群体所占据的领地面积也在上升。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群体间的平均距离大大缩小（Chang 1986，234~242，特别是235页的图197；更多相关的细节证据，参见Liu 2004，24~28；郑杰祥2005；朱乃诚2010）。也因此，群体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更为密集，最终走向了致命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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