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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五、战争创造国家/社会/我们，国家/社会/我们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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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战争已四处肆虐且趋于残忍，那么，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距甚远的诸多社会与文明都被战争塑造出高度相似的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几乎所有这些文明都变成了战争的实体。[1]正如卡内罗（Carneiro 2000，12929）对斯巴达的评价一样，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服从于战争。“战争创造国家/社会/我们”的过程，主要沿着两个核心维度而展开——将国家/社会塑造成巨大的战争机器；对其中一代代的受众（即我们）进行战争文化的灌输，以支持巨大的战争机器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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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战争机器的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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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创造国家/社会的首要表现是，国家/社会彻底被战争组织了起来——它们在根本上都成了战争机器。其实这并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只有这样的国家/社会才有可能生存下来。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中的选择压力，甚至强大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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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争机器的国家，其支柱是一支常备军。事实上，自古代国家以来，一个国家的真正支柱就是一支常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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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最开始，当然是不存在常备军的。实际上，甚至在战争已经相当频繁的时候，常备军也不是很常见——在大多数社会，健康的男性都是全职农民（或猎人—采集者）和兼职战士（仅当冲突爆发时）。这是因为供养一支常备军需要足够多的人口——至少要达到2000~2500人的简单酋邦这样的规模，甚至更高（Carneiro 1987，124；Earle 1987，288；Kosse 1990，295）。[2]时至今日，亚马孙一带的村一级的部落（通常少于200人）甚至都还没有常备军——所有的健康男性都是兼职战士和全职猎人—采集者，他们平时只是零星地进行操练［Chagnon（1968）1997］。它们太少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根本无力维持常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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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常备军很可能只由精英战士和王室军官组成。萨波特克和莫契的远古国家或许就是如此（Hassig 1992；Marcus and Flannery 1996；Otterbein 2004，128，139~141，179~182）。下一阶段的常备军则由精英战士和征兵混合而成——前者担任指挥官，后者则充当底层战士。中王国时期的古代埃及（Hamblin 2006，418~422），还有中国的夏王朝（杨升南1991）似乎就是如此。在夏代，所有的大型酋邦/国家都配备了常备军，并以不同规模整编成了若干支队，尽管其规模还比较有限。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中国军队已经明确分为了精英部队（“虎贲”）和常规部队（“甲士”）两个种类（《史记·周本纪》，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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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欧洲等较大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以至于由精英战士和征兵所组成的常备军就不够用了。最终，基本全由征兵组成的常备军诞生了，尽管其中的指挥官通常都是精英（毫无疑问，这些系统的人口规模足以供养一支基本由征兵组成的常备军）。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较大的体系中，常备军可能很快就从没有社会流动的较为封闭的状态，迅速转变成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的社会流动的状态——底层战士可以依靠作战英勇来获得他通常得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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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具有开放的社会流动的、由征兵所组成的军队很早就出现了开放的社会流动。第一支这样的军队也许出现在萨尔贡治下的阿卡德帝国（Kuhrt 1995，55；Hamblin 2006，95~99）。之后，不晚于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2/1550年—前1069年；Kuhrt 1995，217~219）的埃及，商鞅变法后的秦国（Yates 1999，26~27；Hui 2005，80~84），斯巴达/马其顿（Carneiro 2000），波斯和罗马帝国（罗马共和国的程度略轻，参见Roth 2009，第四章）都出现了这样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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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秦国彻底的变法中，商鞅就把作战英勇变成了向上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商君书·赏刑第十七》；本书着重强调）。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法律，特别是在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的时期（Rosenstein 1999；Campbell 1999；Eckstein 2007；Roth 2009，第四章）。虽然这两大帝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它们都把作战英勇设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甚至是唯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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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备军，最后强调一点，那就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常备军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拥有一支约5400人的常备军（Kuhrt 1995，53~55；McIntosh 2005，188）。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沙尔马那塞尔三世（Shalmaneser III，公元前9世纪）治下的常备军达到了约44000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公元前8世纪）则手握73000人；而四十年后的辛那赫里布更是掌军208000人（McIntosh 2005，191）。在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公元前1479年—前1425年）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公元前1290年—前1224年）统治下的埃及王国，通常维持了一支配有精良武器、接受了严格战术和格斗训练、人数在20000到25000人的常备军（Ferrill 1985，第二章）。战国晚期的中国，秦国军队在20万至50万之间（Hui 2005，89~90）。[3]当自己的军队被证明不足时，许多古代大国（如埃及、希腊、波斯）采用的常规办法就是聘请雇佣军，而雇佣军无疑是战争的产物（Keegan 1993，221~234；Hamblin 200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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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备军之外，所有国家都具备了三个直接支持战争机器运作的机关。其一是更完善的攫取机器——象征和支撑着中央集权国家运作的官僚体系［杨升南1991；林沄1990；Kuhrt 1995，53~55；McIntosh 2005，173~183；也可参见Elias（1939）1994］。其二是三种特殊职业的兴起——战略研究者、外交家和间谍。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孙武、吴起和孙膑，都撰写了关于战争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经典文本（Sawyer 1993）。[4]在古代印度，考底利耶的《政事论》（Arthasastra，约公元前300年）主要就是讨论内政、外交、间谍、战略以及军事战术等问题。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间谍及外交官们四处奔走，对国家的生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外交官忙于合纵与连横（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间谍则忙于从事颠覆和谍报活动（Sawyer 1998）。[5]其三是高度专业化和备受重视的武器制造职业。所有国家都持续投入了巨大资源来研发更致命的武器——那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创新，其研发的动力几乎纯粹是为了追求更精良的武器，青铜、铁、钢、机枪、坦克、原子弹等都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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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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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人类社会的观念（或“文化”）影响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后，所有社会/国家都广泛而深刻地军事化了，且大多数社会/国家至今仍是如此。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甚远，从古至今的所有国家都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了将男性培养为战士的粗糙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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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开化”文明和“野蛮”文明基本没有区别。古代/原始的国家/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教化的媒介。在古代，发动战争的观念是靠仪式、符号和故事宣传来传播的。现代在保留并完善了这些传统渠道的同时，还主要依靠（国民）教育和流行文化（文学、电影和电视）来传播的发动战争的观念。结果，所有生存下来的（和大多数消亡的）社会/国家都在其受众的心里，编织了发动战争的观念之网。这些相关联的观念成为他们的集体记忆，或者简单地说是“（国民）文化”的一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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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庞大的战争文化之网中，我在此只挑选出两个关键维度——从对战争的讴歌到“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理念；从组织化的宗教和宇宙观[7]到“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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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讨论之前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语言就是可以证明战争在文化中盛行的有力证据，尽管这一点被严重忽略了。今天所有保留下来的主要语言都包含了无数称颂逝去的英雄、勇气、胜利，痛苦地面对失败和苦难，以及鄙视懦弱与背叛等与战争有关的字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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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发动战争而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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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来说，讴歌战争的思想可以分成三类——对勇士国王的讴歌，对勇士/英雄的讴歌，以及族群中心主义。它们最终都演变成为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理念，并向个体鼓吹要为群体而自我牺牲。这些观念已经通过史诗、教育和流行文化一代一代地纵向传承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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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约公元前2700年—前2680年在位）被视为推翻了基什国王阿伽（Agga或Akka）对乌鲁克霸权统治的伟大勇士国王，成为自公元前2700年左右以来，美索不达米亚最伟大的史诗中的英雄（Hamblin 2006，45~48）。与之类似，阿卡德帝国国王萨尔贡很早就被描绘成理想的勇士国王（Hamblin 2006，77~78）。后来，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约公元前883年—前859年在位）对自己的征服与暴行的歌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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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最晚于涅伽达文化第II阶段（约公元前3500年）开始，“传奇的法老便与鹰首的战神荷鲁斯（Horus）联系在了一起，从而突出他们的英勇善战——荷鲁斯在与敌人战斗，荷鲁斯俘获了敌人，荷鲁斯斩下了敌人的首级”（Hamblin 2006，312~321，引自313）。埃及的统治者也总是与暴力击打敌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每位新任统治者都通过战争来开启自己的统治，尽管可能有点儿仪式化了（Gnirs 1999，73）。[8]不晚于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50年—前2150年），战争已经成为“扩大埃及疆域”的合法手段，外交事务已蜕变为镇压敌人和“打击敌人”（Gnirs 1999，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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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黄帝与其劲敌蚩尤所展开的史诗式战争，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奠基性神话（Lewis 1990，特别是第五章）。在罗马共和国，征服归来的凯旋将军（imperator）[9]会在城内接受凯旋仪式（triumph）的欢迎（Roth 2009，66~67；也可参见Rosenstein 1999；Eckstein 2006，第六章），这生动体现了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著名豪言：“我来，我见，我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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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统治者一旦被灌输了必须通过攻击敌人和开疆扩土才能青史留名的理念，那么“领袖的野心”就很容易成为战争扩大的动力（Ferguson 2008，44~46）。中国的首个远古国家没有诞生在出现了复杂酋邦但竞争程度不足的山东东部区域，而是诞生在只有简单酋邦但竞争激烈的（而且地理上都不够封闭的）中原地区（即河南中部的二里头），这个事实有力地表明，野心勃勃的酋邦在政治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Liu 2004，第八、九章）。在现代，夏威夷群岛的统一和祖鲁帝国的诞生，都是野心勃勃的酋邦进取的结果（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55~158；Keeg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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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必须证明自己英勇善战的理念，必然会导致战士成为社会中的突出阶级/阶层。[10]在远古时期，无数的石柱上都描绘着携带多种武器（匕首、弓箭、斧头）的战士，而武器也很早就成了战士墓葬中的陪葬品（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四章）。这最终导致了“英雄”这个概念的出现（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五章，特别是217~228），正如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动情演说所表明的一样。英雄的形象常常被雕刻在石头艺术品上（如石柱、纪念碑），铭记在传奇和最后出现的历史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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