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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名的《武经七书》收集了中国关于（军事）战略的经典论著。也许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古代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都没有诞生关于战略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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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子和考底利耶都强调了间谍和谍报活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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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有力的佐证是，江忆恩（Johnston 1995）曾试图证明，中国可能存在不同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但最后却发现，中国的战略文化是随时备战的现实主义（也可参见Wang 2011）。一旦涉及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中的生存问题，文化上的区别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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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者中文版注】这里的“宇宙观”的英文原词是cosmology。cosmology也可以指科学意义上的宇宙学（比如，“大爆炸”理论）。但在这里，cosmology指的是哲学和宗教意义上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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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正如尼尔斯（Gnirs）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与阿兹特克惊人地相似（参见Hassi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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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译者和作者中文版注】在本书的英文版中，这里的用词是imperium（绝对权、统治权）。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用词应是imperator（即，凯旋将军）。作者和译者感谢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刘津瑜副教授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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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男性的英勇善战也加强了群体内的个体间冲突（C. R. Ember and M. Ember 1994；Fergus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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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因此，我们的军训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事实上，在许多没有文字的文明中，最早的正式教育就是格斗而非读书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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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由于战争可能是原始宗教形成的关键原因，因此战争和（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组织化宗教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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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因此，小型队群只存在于相对和平的亚马孙地区（Ferguson 198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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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齐奥尔格·齐美尔（Simmel 1964）所认为的冲突会增强群体凝聚力的深刻观点，其实是该观点的变种（Coser 1956；关于更近期的整合，参见Collins 2012）。事实上，冲突产生了对于能够维持和增强群内团结的工具的需求（Spencer 187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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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换句话说，受众被战争文化所社会化是战争的产物而非战争的最初原因，尽管社会化了之后它确实会反过来有助于战争的发动（C. R. Ember and M. Ember 1994，492）。由社会化而产生的对战士的需求，也加强了群体内个体间的暴力趋势（C. R. Ember and M. Ember 1994，492）。因此，群体内的个体间暴力并不是引发战争的可能原因，而是（群体间）战争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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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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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主要文明都是征服与扩张的产物（和受害者）——战争是塑造人类历史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Keegan 1993；Diamond 1997；Trigger 2003；Otterbein 2004；Hamblin2006），无一例外。这样看来，其中的一些国家会产生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人的思想不可能与其所处的世界完全隔绝（Marx and Engels 1846）。本节旨在阐述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产生，以及我们（特别是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社会化过程（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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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印度、欧洲和近东所流传的古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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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大文明，都流传下了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治国理念的文本（相关的早期探讨，参见Tang 2008a；2010a，第六章）。[1]秦惠王的核心谋臣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9年）在《商君书》中首次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张。[2]商鞅认为，国家的内在本质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仅受其能力所限，“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征服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第三》）。因此，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标志的预防性战争不仅可取，而且正义，“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第十八》）。所有这些论述都明确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学说（Tang 2008a；2010b，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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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印度，成书晚于商鞅的考底利耶也在《政事论》（约公元前300年）中鼓吹了相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考底利耶认为，不将别人的意图设想到最坏，那就无异于自掘坟墓，故而就有了这句著名曼达拉（Mandala）的格言：“我的邻居是我的敌人，而我邻居的邻居则是我的朋友。”（Boesche 2003，18~19）而一旦认定其他国家本性恶毒，那就应该用尽一切手段去削弱它们，最终征服它们。因而，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政事论》中充满了诸如用毒药、美色、间谍，甚至祭司来实现征服与捍卫土地的方法。古印度的另一部文本《摩奴法论》（Manusmriti，约公元100年—200年）也宣传了类似的思想：“尚未得到的，人主应该去获得；已经得到的，人主应该去保护。”（引自Brenner 200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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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源头的（西欧）欧洲文明，也产生了具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特征的文本。虽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98，卷一）提出的“自然奴隶”概念也许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色彩，但与其辉煌的艺术和哲学成就相比，古代希腊和罗马对战争的探讨实在是逊色太多。[4]直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欧洲才出现了明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马基雅弗利认为，只要君主在进行征服并维持征服，那么“他所采取的手段总会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将受到每个人的赞扬”［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八章，62］。对那些幻想着成为仁君善主的君主们，马基雅弗利则明确警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只看见那些被认为吝啬的人取得了伟大的事业，而其余人全都失败了。”［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六章，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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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伟大的古代近东文明（即亚述、巴比伦、埃及和波斯）没能留下一部完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文本，堪称一大谜题。[5]但它们还是留下了反映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只言片语。最突出的就是，从摩西（Moses）到大卫（David）再到所罗门（Solomon），《旧约》反复歌颂了取悦上帝［耶和华（Yahweh）］的战争。上帝命令摩西召集利未人，去屠杀那些向金牛犊祭拜的人（出埃及记32：26~28）。上帝又命令摩西“征服他们，彻底灭绝他们（‘都比你强大的七族’，即赫梯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齐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你不可和他们缔约媾和，不能可怜悯饶恕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倒他们的木刻，焚毁他们的雕像”（申命记7：1~5）。上帝命令扫罗（Saul）“去攻击亚玛力人，彻底消灭他们的所有，不可带有一丝同情；将男人、妇女、孩童连同未断奶的，以及牛、羊、骆驼和驴一尽杀死”。当扫罗执行了上帝规定的大部分暴行，却给了亚玛力王亚甲（Agag）和上好的牲口一条生路时，上帝便后悔将他立为以色列王（撒母耳记上15：1~3；也可参见撒母耳记上13：2；撒母耳记下12：31）！纵观整部《圣经》，上帝的追随者们将屠杀和残害讴歌为上帝的杰作。诸如鲜血、流血、杀人、摧毁和“用刀剑、饥荒与瘟疫，来惩罚/复仇”等字词短语，在《圣经》中随处可见。这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犹太国家所在的古代近东一直是残忍血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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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家和我们之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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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进攻性现实主义一直是政治家的指导理念。这也同样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除非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将他的国家也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否则他的国家不会存活太久。公元前1000年，地球上约有10万个政体，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没能存留到近现代（约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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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83年—前859年在位），生动描绘了他在战争中的残忍与暴行——石头上雕刻着“殴打叛乱的首领，将俘获的男女都活活烧死，在战败者的城市四周展示尸体、斩下的首级和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头领”等场景（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6]公元782年的一天下午，在与撒克逊人的战争中，查理大帝（查理曼/Charlemagne）“将4500名缴械投降的撒克逊人全部斩首”。他还撰写了欢快的诗歌，来庆祝屠杀和奴役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千名阿瓦尔人（Lebow 2008，231）。对于成吉思汗而言，“人最大的财富，就是追逐和击败自己的敌人，掠夺他的所有财产，让他的妻妾痛哭哀号，骑上他的坐骑，让他的女人成为睡衣和枕头”（引自Sanderson 2001，318）。借用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的一位大臣的话来说就是，“停止扩张就会开始萎缩”。对于1799年的法国而言，“只有军事进攻才能让国家实现防御的政治目标”（均引自Jervis 1978，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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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常常化身为地缘政治学和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的种族主义。“一战”前后的各国政治领导人，对这些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深信不疑（van Evera 1984；Schweller 199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帝国这三个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都热情拥抱了以地缘政治学和种族主义的面貌而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Lebow 2008，第八章）。最后，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来说，“仅凭自身就能创造和开化一个国家的好战精神，对于国家防卫和民族永生而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世界降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幼就被教导，为共和国的军事服务是至高荣耀，他应该终其一生都怀有这个理念，当个人的牺牲能让国家得以生存并完成使命，那就是死得其所”（引自Sanderson 20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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