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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家和我们之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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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进攻性现实主义一直是政治家的指导理念。这也同样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除非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将他的国家也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否则他的国家不会存活太久。公元前1000年，地球上约有10万个政体，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没能存留到近现代（约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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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83年—前859年在位），生动描绘了他在战争中的残忍与暴行——石头上雕刻着“殴打叛乱的首领，将俘获的男女都活活烧死，在战败者的城市四周展示尸体、斩下的首级和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头领”等场景（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6]公元782年的一天下午，在与撒克逊人的战争中，查理大帝（查理曼/Charlemagne）“将4500名缴械投降的撒克逊人全部斩首”。他还撰写了欢快的诗歌，来庆祝屠杀和奴役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千名阿瓦尔人（Lebow 2008，231）。对于成吉思汗而言，“人最大的财富，就是追逐和击败自己的敌人，掠夺他的所有财产，让他的妻妾痛哭哀号，骑上他的坐骑，让他的女人成为睡衣和枕头”（引自Sanderson 2001，318）。借用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的一位大臣的话来说就是，“停止扩张就会开始萎缩”。对于1799年的法国而言，“只有军事进攻才能让国家实现防御的政治目标”（均引自Jervis 1978，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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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常常化身为地缘政治学和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的种族主义。“一战”前后的各国政治领导人，对这些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深信不疑（van Evera 1984；Schweller 199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帝国这三个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都热情拥抱了以地缘政治学和种族主义的面貌而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Lebow 2008，第八章）。最后，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来说，“仅凭自身就能创造和开化一个国家的好战精神，对于国家防卫和民族永生而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世界降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幼就被教导，为共和国的军事服务是至高荣耀，他应该终其一生都怀有这个理念，当个人的牺牲能让国家得以生存并完成使命，那就是死得其所”（引自Sanderson 20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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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被政治家（及其国家）普遍抛弃，“和平主义”的学说就更不值得一提。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存在孔孟一派的和平主义，但由商鞅和韩非子提出的以无情的权力斗争为核心的法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获得了诸多君王的垂青。因此，当孟子宣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思想，还向魏（梁）襄王鼓吹“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时（《孟子·卷一·梁惠王上》），结果只能是碰一鼻子灰。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Hui 2005）。[7]与之类似，布罗迪（Brodie 1973，第六章）曾指出，虽然罗马帝国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如西塞罗（Cicero）］提出了反战思想（远远晚于古代希腊的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发展的歌颂征服战争的文化），但在西方历史上，它对真实的国家行为影响甚微（也可参见Mueller 1989，17~52；Lebow 2008）。事实上，一些所谓的“反战”思想其实是鼓吹世界帝国的理念［如罗马治世、教会治世和亨利四世的“大蓝图”（Grand Design）[8]］，它们都完全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中的预防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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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古代进攻性现实主义体系内的国家都践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教义——“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00年—前2575年），埃及军队“定期入侵其邻国，让他们军心不稳，分散敌军的集合”，这样埃及便可免遭破坏（Wenke 2009，243）。与之类似，战国时期的中国各个大国为争夺霸权也一直进行着长期激烈的生存斗争（Hui 2005，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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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之中。故而这个谜题也就解开了——为什么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把“霍布斯世界”视为无政府的内在（自然）特性，而非人类祖先所创造的结果（Waltz 1979，66；Mearsheimer 2001，2；参见Wendt 1992）。如果霍布斯式无政府的形成远远早于荷马、孙子、修昔底德、商鞅和考底利耶所处的年代的话，那我们也无法指望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能走出历史的巨大阴影，并忽略这门学科的奠基者的权威洞见。难怪早期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基本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从马基雅弗利的野心，到卡森（Cousin）和赫尔德（Herder）的“有机国家”，再到豪斯霍弗尔（Haushofer）的地缘政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前，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支配了整个现实主义学派（Schweller 1996，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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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简单补充一点。作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战争记忆已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讨论国际关系时都彻底社会化成了“幼稚的/粗糙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Ross and Ward 1995；Robinson et al. 1995；Drezner 2008；Kertzer and McGraw 2012）。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进攻性）现实主义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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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如何合理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及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参见Tang 2008a；Tang 2010b，第四、六章。我们很难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战略家或理论家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主要探讨的是战争艺术，而非治国术层面上的战争（Tang 2010b，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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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如许田波（Hui 2005）所有力论证的那样，商鞅变法助力秦国走向自强并最终统一中国。这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只有秦国这样彻底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完成这个壮举。成书早于商鞅的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00年），虽然也通过一个雅典人之口表达了与商鞅相同的思想，但也很难将他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关于对修昔底德的解读的有趣探讨，参见Wel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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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伦纳（Brenner 2007，99）的英译原文疑似对《摩奴法论》中的若干语段进行了摘取、拼接，此处参考了蒋忠新译自梵文原文的中译本（《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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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然而，亚里士多德为（自然）奴隶制所做的辩护历来备受争议，在此我不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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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难解释古代秘鲁和中美洲在被西班牙人打断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前，都没能留下进攻性现实主义文本的事实——即便在鼎盛时期，它们的人口数量都不够大，政治集权也不够广泛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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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如考夫曼和沃尔夫斯（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可怕的细节让邻国的领导人明确了解面对亚述的扩张，他们所面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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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秦国首次统一中国，再经过汉王朝的巩固之后，修改后的孔孟学说便成了帝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它基本仅限于国家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正如埃利亚斯［Elias（1939）1994］对中世纪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对臣民）实行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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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亨利四世的大臣，叙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德·贝蒂讷（Maximilien de Béthune）曾提出过一个设想——由15个大致相等的欧洲国家组成“基督教共和国”，它在“欧洲基督教委员会”的领导下承担解决分歧等任务，并共用一支军队。这个乌托邦设想常被视为欧盟的原始设计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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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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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的追随者（如van der Dennen 1995；Thayer 2004；Gat 2006；Smith 2007）来说，战争源于“人性”——人类生来就有侵略性，因为生物演化是如此造就的。当资源竞争趋于紧迫时，战争自然而然就会爆发。然而，由生物演化所决定的那部分人性是引发战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使是资源竞争也未必会爆发战争——仅凭生物或者物质因素是无法解释战争的，[1]因为战争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或文化）成分。与此同时，虽然考古人类学家给出了关于战争起源的浩瀚证据，但他们却很少留意战争将国际体系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以及系统内单元的转型）的事实。最后，那些探讨过战争起源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如Wendt 1992；Mercer 1995）所给出的解释几乎都是基于观念层面的。然而，对于战争起源（或其他事实）的纯粹观念解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本体论上，物质力量拥有对观念力量的优先性（Tang 2011b；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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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现有理论都捕捉到了部分事实，而非全部。通过社会演化的核心机制（即人工变异—选择—遗传）来有机地整合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本书的理论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战争的起源和随后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这一事实给出了一个真正内生（故而完整）的解释。与此同时，该理论还对整个现实主义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分支提供了一种内生的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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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早在相对人口压力跨越某个临界值以前，人类就已经具备了战争的工具和技能。随着相对人口压力（或稀缺性）的上升，一些群体感受到了危机，为了自身的生存，它们不得不考虑使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术（即袭击、抢掠或彻底征服）——它们就这样成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好比一个突变体）。而一旦如此，那第一场战争很快就会在一个子系统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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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子系统内的第一场战争堪称分水岭。在此之后，选择便会在群体和个体（特别是群体的领导人）层面有力地展开。之前的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会学习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前者害怕自己成为后者的下一个目标，如果不吞并别人，那自己就会被别人吞并。同时，获胜的征服者会将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和文化，强加给被征服的新的受众。这两种横向遗传机制都强化了将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动力。更关键的是，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终究会被消灭，只有（强大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存活下来。最终，只有采纳并内化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群体（和领导人）才能在系统中生存。而（作为纵向遗传的）社会化会向一代代的国家和个体（特别是领导人）灌输进攻性现实主义，并将其奉为行为准则。随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传播，整个系统牢固地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两个层次（即个体和群体）的选择和遗传相互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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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整个系统被彻底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其中的国家要么社会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要么被其他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吞并。（从长远来看，）在这种系统内，唯一可行的防守就是持续的成功进攻，而政体也只有具备了与其邻国同样，甚至更为有效的战争机器才可能存活下来（Otterbein 2004，179）。在这样的系统内，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即使存在，其数量也肯定屈指可数。这样的话，人类群落之间的互动便会彻底被锁定在竞争性的轨道上——自那以后，国际政治的本质维持了彻底的冲突，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参见本书第三章）。由于所有的主要国家和文明都痴迷于战争，并凭借其军事力量和战争而维持下去（Ferrill 1985，34；Tilly 1985；Carneiro 1970；1994；Diamond 1997），所以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政治家们，都彻底被社会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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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稀缺资源竞争的客观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仅凭群体认同或杀戮工具/技能，甚至两者的组合，都不足以使战争成为必要（和必然）。当同时具备其他三个条件（频繁的接触、资源的枯竭和防守的必要）时，群体认同和杀戮工具/技能会使得（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因为竞争不仅在客观上有可能，而且在客观和逻辑上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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