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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稀缺资源竞争的客观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仅凭群体认同或杀戮工具/技能，甚至两者的组合，都不足以使战争成为必要（和必然）。当同时具备其他三个条件（频繁的接触、资源的枯竭和防守的必要）时，群体认同和杀戮工具/技能会使得（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因为竞争不仅在客观上有可能，而且在客观和逻辑上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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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也承认由生物决定的那部分人性和领地性是战争的必要条件，但本书的理论要比社会生物学的解释更好（如van de Berghe 1974；Wrangham 1999）。进攻性现实世界之所以会诞生，绝非仅仅因为人类的基因，甚至生物演化。相反，它是社会演化的产物——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都在战争的降临，以及随后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虽然生物因素应该是战争起源理论中的一部分，但一旦运用社会演化的方法来看待人类社会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用延拓适应值来解释利他的“牺牲”行为（也可参见Thayer 2004；Ga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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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理论也整合了人类学中强调行为体、行动和结构，以过程为导向的新演化主义（如Flannery 1999）——本书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演化的核心机制，而该核心机制也暗含了行为体、行动和结构（也可参见本书第五章）。本书的理论还改进了心理学和文化的解释。虽然温特正确地指出，（作为“老鼠屎”的）掠食性国家能将起初和平的系统转变为霍布斯的世界，但他并没有解释掠食性国家的起源。[2]勒博（Lebow 2008）近来提出，战士会受激情[3]（或荣誉）的驱使，故而容易产生暴力倾向。但他并没有解释战士阶级的起源。而本书的理论证明了，战士和战士阶级都是社会演化的产物，因此它的解释力也在勒博的理论之上。最后，本书的理论还做到了前人都未能做到的——它解释了为什么（虽然不是所有人）绝大多数人一直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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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通过社会演化范式，对于起初天堂般的系统转型为肮脏野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即霍布斯的世界）的事实，本书给出了真正内生的解释。同时它也轻松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甚至所有国家，都信奉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配备了常备军，并践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最后，该理论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进攻性现实主义支配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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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对战争的社会演化论理解并不会对人类社会做出“悲观”判定。由于（作为人类社会一部分的）国际体系始终是演化的系统，所以如同先前的伊甸园天堂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最终，它转型为一个战争不那么猖獗（和不受约束）的系统，尽管战争永远不可能从地球上根除。这些内容留待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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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换句话说，即使是由生物决定的那部分人性和资源竞争加在一起，也无法充分解释战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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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特也没有解释在第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或掠食性国家）出现后所发生的系统转型。他的理论是不完整的，且是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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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词的英语原文为spirit，目前有“激情”（勒博《国家为何而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和“精神”（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两种译法。其实该词源于古希腊语中的thumos，意为个人或集体对自尊的追求，勒博可能也是出于无奈才用了spirit一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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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第三章 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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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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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的大理论辩论中，现实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2]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以一套一样的基石性假设为起点，却就国际政治的性质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Glaser 1994—1995；Mearsheimer 2001；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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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将阐明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能由逻辑推导来解决的：它们之间的分歧只能由社会演化范式，或者说通过引入时间维度，而实证地解决。我强调，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它来自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将不可避免地且不可逆转地通过时间自我转换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杰维斯的世界），而这背后的核心机制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给出的国家行为准则。[3]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必须征服或者被征服。这一通过征服而获得安全的核心机制，和其他的三个辅助机制共同作用，最终会将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转换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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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一国际系统的转换，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只能适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同一个世界。换句话说，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但不能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不同的国际政治的大理论适用于国际政治中不同的时代，而不同的国际政治的时代事实上也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的大理论（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的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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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继续之前，需要说明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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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我在这里讨论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化过程，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但我的讨论并不是为现实主义提供一个新的辩护。我的核心目标，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是提出社会演化范式，或者说是一个针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从理论角度来看，我不是在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辩护。[4]事实上，我是为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提供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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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仅仅是因为国际政治已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演化到了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不存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国家（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的伊拉克，乔治·W. 布什治下的美国）。它仅仅意味着国际系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而且不会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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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余下的内容将按如下展开。第一节将简要地介绍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特别强调这一辩论此前无解是因为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基本是一成不变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一起表明国际政治已经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演化成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第二节强调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国家行为准则——“征服或者被征服”，是这一转化的根本机制。第三节强调，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关于“征服是困难的”的负面知识，以及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这一转化的三个辅助机制。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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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本章的译文是在李江春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本章较早一点的英文版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中文版发表在《当代亚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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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鲁克斯（Brooks 1997）第一次让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变得清晰起来，之后塔里法罗（Taliaferro 2000—2001）试图更加系统地阐述这些根本分歧。但是，这两位作者都犯了一些错误。关于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更加自洽和系统的区分，见Tang 2008a；2010b。关于这两个现实主义的有用的讨论，见Snyder 1991；Glaser 1994—1995；Zakaria 1998，chap. 2；Jervis 1999；and G. Snyd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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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都是用来描述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启发性（heuristic）标签。这两个世界大致对应于温特（Wendt 1999）的“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Hobbesian anarchy）”和“洛克式的无政府状态（Lockeian anarchy）”。“不可避免地”，是指给定所有的条件下，这一转变将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地”，是指整个系统将不大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尽管某些行为体可能会保留一些过时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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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在其他地方（Tang 2008a；2010b）阐明，这两个现实主义都是不完备的，因而需要更加连贯和自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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