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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秦国首次统一中国，再经过汉王朝的巩固之后，修改后的孔孟学说便成了帝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它基本仅限于国家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正如埃利亚斯［Elias（1939）1994］对中世纪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对臣民）实行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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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亨利四世的大臣，叙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德·贝蒂讷（Maximilien de Béthune）曾提出过一个设想——由15个大致相等的欧洲国家组成“基督教共和国”，它在“欧洲基督教委员会”的领导下承担解决分歧等任务，并共用一支军队。这个乌托邦设想常被视为欧盟的原始设计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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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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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的追随者（如van der Dennen 1995；Thayer 2004；Gat 2006；Smith 2007）来说，战争源于“人性”——人类生来就有侵略性，因为生物演化是如此造就的。当资源竞争趋于紧迫时，战争自然而然就会爆发。然而，由生物演化所决定的那部分人性是引发战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使是资源竞争也未必会爆发战争——仅凭生物或者物质因素是无法解释战争的，[1]因为战争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或文化）成分。与此同时，虽然考古人类学家给出了关于战争起源的浩瀚证据，但他们却很少留意战争将国际体系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以及系统内单元的转型）的事实。最后，那些探讨过战争起源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如Wendt 1992；Mercer 1995）所给出的解释几乎都是基于观念层面的。然而，对于战争起源（或其他事实）的纯粹观念解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本体论上，物质力量拥有对观念力量的优先性（Tang 2011b；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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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现有理论都捕捉到了部分事实，而非全部。通过社会演化的核心机制（即人工变异—选择—遗传）来有机地整合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本书的理论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战争的起源和随后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这一事实给出了一个真正内生（故而完整）的解释。与此同时，该理论还对整个现实主义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分支提供了一种内生的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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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早在相对人口压力跨越某个临界值以前，人类就已经具备了战争的工具和技能。随着相对人口压力（或稀缺性）的上升，一些群体感受到了危机，为了自身的生存，它们不得不考虑使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术（即袭击、抢掠或彻底征服）——它们就这样成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好比一个突变体）。而一旦如此，那第一场战争很快就会在一个子系统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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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子系统内的第一场战争堪称分水岭。在此之后，选择便会在群体和个体（特别是群体的领导人）层面有力地展开。之前的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会学习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前者害怕自己成为后者的下一个目标，如果不吞并别人，那自己就会被别人吞并。同时，获胜的征服者会将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和文化，强加给被征服的新的受众。这两种横向遗传机制都强化了将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动力。更关键的是，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终究会被消灭，只有（强大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存活下来。最终，只有采纳并内化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群体（和领导人）才能在系统中生存。而（作为纵向遗传的）社会化会向一代代的国家和个体（特别是领导人）灌输进攻性现实主义，并将其奉为行为准则。随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传播，整个系统牢固地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两个层次（即个体和群体）的选择和遗传相互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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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整个系统被彻底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其中的国家要么社会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要么被其他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吞并。（从长远来看，）在这种系统内，唯一可行的防守就是持续的成功进攻，而政体也只有具备了与其邻国同样，甚至更为有效的战争机器才可能存活下来（Otterbein 2004，179）。在这样的系统内，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即使存在，其数量也肯定屈指可数。这样的话，人类群落之间的互动便会彻底被锁定在竞争性的轨道上——自那以后，国际政治的本质维持了彻底的冲突，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参见本书第三章）。由于所有的主要国家和文明都痴迷于战争，并凭借其军事力量和战争而维持下去（Ferrill 1985，34；Tilly 1985；Carneiro 1970；1994；Diamond 1997），所以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政治家们，都彻底被社会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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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稀缺资源竞争的客观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仅凭群体认同或杀戮工具/技能，甚至两者的组合，都不足以使战争成为必要（和必然）。当同时具备其他三个条件（频繁的接触、资源的枯竭和防守的必要）时，群体认同和杀戮工具/技能会使得（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因为竞争不仅在客观上有可能，而且在客观和逻辑上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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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也承认由生物决定的那部分人性和领地性是战争的必要条件，但本书的理论要比社会生物学的解释更好（如van de Berghe 1974；Wrangham 1999）。进攻性现实世界之所以会诞生，绝非仅仅因为人类的基因，甚至生物演化。相反，它是社会演化的产物——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都在战争的降临，以及随后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虽然生物因素应该是战争起源理论中的一部分，但一旦运用社会演化的方法来看待人类社会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用延拓适应值来解释利他的“牺牲”行为（也可参见Thayer 2004；Ga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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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理论也整合了人类学中强调行为体、行动和结构，以过程为导向的新演化主义（如Flannery 1999）——本书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演化的核心机制，而该核心机制也暗含了行为体、行动和结构（也可参见本书第五章）。本书的理论还改进了心理学和文化的解释。虽然温特正确地指出，（作为“老鼠屎”的）掠食性国家能将起初和平的系统转变为霍布斯的世界，但他并没有解释掠食性国家的起源。[2]勒博（Lebow 2008）近来提出，战士会受激情[3]（或荣誉）的驱使，故而容易产生暴力倾向。但他并没有解释战士阶级的起源。而本书的理论证明了，战士和战士阶级都是社会演化的产物，因此它的解释力也在勒博的理论之上。最后，本书的理论还做到了前人都未能做到的——它解释了为什么（虽然不是所有人）绝大多数人一直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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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通过社会演化范式，对于起初天堂般的系统转型为肮脏野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即霍布斯的世界）的事实，本书给出了真正内生的解释。同时它也轻松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甚至所有国家，都信奉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配备了常备军，并践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最后，该理论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进攻性现实主义支配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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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对战争的社会演化论理解并不会对人类社会做出“悲观”判定。由于（作为人类社会一部分的）国际体系始终是演化的系统，所以如同先前的伊甸园天堂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最终，它转型为一个战争不那么猖獗（和不受约束）的系统，尽管战争永远不可能从地球上根除。这些内容留待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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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换句话说，即使是由生物决定的那部分人性和资源竞争加在一起，也无法充分解释战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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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特也没有解释在第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或掠食性国家）出现后所发生的系统转型。他的理论是不完整的，且是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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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词的英语原文为spirit，目前有“激情”（勒博《国家为何而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和“精神”（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两种译法。其实该词源于古希腊语中的thumos，意为个人或集体对自尊的追求，勒博可能也是出于无奈才用了spirit一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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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第三章 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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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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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的大理论辩论中，现实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2]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以一套一样的基石性假设为起点，却就国际政治的性质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Glaser 1994—1995；Mearsheimer 2001；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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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将阐明这两个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能由逻辑推导来解决的：它们之间的分歧只能由社会演化范式，或者说通过引入时间维度，而实证地解决。我强调，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它来自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将不可避免地且不可逆转地通过时间自我转换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杰维斯的世界），而这背后的核心机制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给出的国家行为准则。[3]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必须征服或者被征服。这一通过征服而获得安全的核心机制，和其他的三个辅助机制共同作用，最终会将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转换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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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一国际系统的转换，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只能适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同一个世界。换句话说，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但不能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不同的国际政治的大理论适用于国际政治中不同的时代，而不同的国际政治的时代事实上也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的大理论（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的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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