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35730
1703235731
但是，当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到达其晚期，即国家的数目已极大地减少而每个国家的规模已显著扩大的时候，某些国家就已经聚合了应对潜在进攻者的足够防御能力。这样一来，如果这些国家选择防御性战略的话，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这些国家确实选择了这一战略，那么一个新的国家类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就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中产生了。[2]而一旦国际政治系统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一种新的选择动力就可能在系统中产生了。
1703235732
1703235733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后期阶段，大多数国家依靠自己或通过结盟已经聚合了更强的防御能力，从而使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如果国家追求扩张并失败，它们将遭受胜利者的严厉惩罚。[3]结果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更可能因失败而受到惩罚（而不是获得回报），有时候甚至是严厉的惩罚。
1703235734
1703235735
相比之下，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可能不时需要抵御进攻，但它们最终取得更有利的地位的可能性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更可能成功地保护自己，也因为它们并不需要遭受征服失败所带来的惩罚。
1703235736
1703235737
因此，随着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至晚期，系统中的选择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越来越不利，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则越来越有利。显然，这一选择倾向的基础是通过国家消亡而扩大的国家规模来达到的。
1703235738
1703235739
观念的传播：征服正变得困难
1703235740
1703235741
如果国家是战略的行为者，其必然也是学习的行为者：从长远来看，国家将学习并采纳那些它们认为对自身有利的观念，同时拒绝那些它们认为有损于自身利益的观念。[4]
1703235742
1703235743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后期，征服变得相当困难，追求扩张的国家更可能被严厉地惩罚而不是获得回报。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将逐步从自己（或他人）追求征服而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到一个观念：“征服正变得更加困难。”加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我们就可以预期大多数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最终都将学到“征服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观念，尽管学习的过程可能较慢，而且是非线性的。[5]
1703235744
1703235745
因此，国家构成的系统将逐渐演化成这样一个系统：系统中的大多数国家将放弃通过征服来寻求安全的方式，因为它们接受了征服是困难的而且不再带来收益这一观念。这样并不排除有些国家会继续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时而会出现几个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可能性。然而，由于这些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更多是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就可以预期它们中的大多数最终也将接受“征服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观念。[6]
1703235746
1703235747
从失败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征服不再是容易的”这一观念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国家间信仰的转变——从“征服是容易的且是有利可图的”转变为“征服不再是容易且有利可图的”。
1703235748
1703235749
最后，在“征服不再是容易且无利可图的”观念被国家普遍接受之后，通过防御战略而非征服战略来寻求安全的观念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在国家间传播的观念。通过防御性战略获得安全优于通过进攻性战略获得安全这一观念的传播将强化国家信仰的转变：“从征服是容易的且是有利可图的”以及“征服性战略是获取安全的较优方式”转变为“征服不再是容易且有利可图的”以及“防御性战略才是获取安全的较优方式”。
1703235750
1703235751
这一观念兴起和传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过程。相反，这一传播过程有客观的社会现实作为其基础，这一社会现实的基础是由于征服的不断失败以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而形成的，而这一点又是由国家数量的减少和平均规模的扩大而造成的。[7]
1703235752
1703235753
只有通过越来越多征服失败的客观现实，国家才能逐步认识到征服事实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征服在目标越来越大、越来越困难的世界中几乎不能得到任何回报。只有“征服是容易的”这一观念被不断地证明是错误的（或者说“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为正确的），“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1703235754
1703235755
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
1703235756
1703235757
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转型到杰维斯的世界，其背后的第三个辅助动力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一对支柱性观念的兴起与传播：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8]
1703235758
1703235759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世纪后，主权观念的逐步兴起和传播在把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e.g.，Ruggie 1983，273~281；Hinsley 1986；Wendt 1992，412~415；Biersteker and Weber 1996；Krasner 1999；Osiander 2001；Spruyt 2006）。但是没有人解释过主权观念为什么是在（欧洲的）中世纪之后，而不是之前，才得以兴起和传播的。[9]
1703235760
1703235761
主权观念本质上是对国家系统中“共同生存”这一准则的法律认可（Barkin and Cronin 1994，111）。因此，接受“共同生存”这一准则是向主权观念迈进的第一步。但是，接受“共同生存”这一准则必须依赖于“共同生存”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只能通过征服和扩张难度的增加而获得。在一个征服相对容易的世界，“共同生存”这一准则是不可能兴起和传播的。因此，只有当许多国家认识到征服无效，主权观念才能兴起。试想一下，如果国家之间的征服是相对容易的，国家有什么理由互相尊重对方的生存？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政治中的准则是“国家拥有进行征服的权利”。“国家拥有进行征服的权利”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丧失其合法性，而尊重他国主权也在此后才开始逐渐成为新的准则（Korman 1996；Fazal 2007，chap. 7）。
1703235762
1703235763
主权观念的兴起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因为民族主义必须基于对核心领土的占领（Anderson 1983；Murphy 1996，esp. 92~100）。[10]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将进一步促进国家系统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系统。
1703235764
1703235765
首先，与“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相一致（Levy 1997）[11]，把国家视为自己珍贵财产的人民才更有意愿和决心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抢夺他人的领土）。民族主义由此使征服从一开始就更难以成功。即使征服起初获得成功，接下来的占领也将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民更不愿意屈从于异族的领导。最终的结果是，尽管民族主义可能导致了许多战争的爆发，也增加了战争的残酷程度（Van Evera 1994；Cederman et al. 2011），但也使得征服变得更加困难（Edelstein 2004）。[12]
1703235766
1703235767
其次，进攻性联盟由于各方无法事先就如何划分潜在的被征服领土达成一致而无法存在和维持。民族主义使得划分以及交换领土更加困难（Jervis 1978，205；Fearon 1995，389~390），因而也使得进攻性联盟通常不能形成和持续。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缺乏盟国的情况下发动征服战争的可能性更小，这将使得征服从一开始就更加困难且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1703235768
1703235769
小结
1703235770
1703235771
以上三个辅助机制，建立在根本机制所导致的结果的基础之上，在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辅助但不可或缺的作用。[13]它们与根本机制一道，逐步但坚实地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国际政治最近的发展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1703235772
170323577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暴力征服导致的国家灭亡已经基本停止，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Fazal 2007；Zacher 2001）。“二战”之后，国际系统中国家的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在过去很少有生存机会的弱小的缓冲国（buffer state，如不丹、卢森堡和新加坡），能够在今天生存（Jackson 1990；Strang 1991；Fazal 2007）。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旦国家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对该国领土完整的尊重便成为准则。吞并另一个国家，哪怕是其国土的一部分，都已经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Zacher 2001）。因此，印尼并吞东帝汶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印度1975年吞并了锡金。[14]征服不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在国际系统中越来越非法。
1703235774
1703235775
综观人类历史，大部分战争都是征服性战争。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化消除了作为战争主要原因之一的征服，从而消除了很多战争。套用约翰·穆勒（Muller 1989）的话来说，征服和扩张的战争正在或已经变得过时。[15]这些都表明，国际政治已经坚定地由米尔斯海默的世界转化为杰维斯的世界。就国家生存而言，今天的世界比过去的世界安全多了。
1703235776
1703235777
尽管一些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试图否认这一点，但是“二战”之后，许多国家领导人确实都逐渐认识到了他们活在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世界里这一事实。因此，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的国家不断扩张常备军规模相反，“二战”之后出现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首先，大部分国家（包括大国）如今都依赖一支由志愿兵组成的常备军。其次，和历史时期相比，常备军的规模从“二战”期间的最高峰有了显著的削减。即便我们承认军事技术是第二个发展的核心原因之一，我们也只有承认征服性战争基本上过时了，才能理解这两个发展。
1703235778
1703235779
[1]虽然之前有人论述过第三个辅助机制（即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如Ruggie 1983），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全面解释的一部分呈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述没有提到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客观基础（见下文）。笔者将这三个机制作为辅助机制，并不是指他们不重要或者说是次要的，笔者只是强调，如果没有根本机制发挥作用，这三个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我们可以再增列在社会变更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其他机制（如军事技术），但这些机制是次要的且包含在社会演化框架之中。比如，军事技术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战争演化的结果之一：需要屠杀驱动了屠杀技术的演化。因此，这里关于系统演化的解释包含了一个纯粹基于技术的解释，而且能够解释一个更长时段的人类历史。
[
上一页 ]
[ :1.703235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