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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多大国都是在征服的战争中失败且遭受了严厉的惩罚之后才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二战”后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都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大部分关于德国和日本两国的安全政策的文化主义（建构主义）的解释都太过强调（作为习得观念）的（政治）文化（如Berger，1998；Duffield，1995；Katzenstein，1996）。对这些纯粹基于文化（或者学习）的国际行为的解释的中肯的批评，见Sagan（1997）。中国也是在毛泽东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执行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之后，才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Goldstein 2001；Tang and Gries 2002；Tang 2008a）。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是唯一没有彻底被社会化成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大国，这主要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我们在其他地方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见Tang and Lon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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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持这一辅助机制的一个良好指标可能是这两个系统中战争频率在时间中的变化。然而，要计算这一指标需要相当的投入。Claudio Cioffi-Revilla及其合作者似乎曾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关于古代战争的数据集（如Cioffi-Revilla 1996；Cioffi-Revilla and Lai，1995），但似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既有的文献就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进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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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必须指出，君主（sovereign）和主权事实上在1648年前，甚至在Francisco Vitoria and Hugo Grotius就出现了（Anghie 2004）。因此，事实上，我这里的讨论也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君主和主权的观念可以在不同的子系统里独立出现，只要在这些子系统里，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历史上似乎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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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在此不讨论主权观念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的过程。关于欧洲的国家形成，大量文献都聚焦于为何欧洲最后基本上只剩下了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即主权领土国家；如Tilly 1990；Spruyt 1994a；1994b）。这些文献都强调单位体（即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比如战争、管制内部和外部贸易并且从中获利）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的诠释补充了这些文献，因为我给出了这一过程运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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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此，民族主义观念产生于主权观念之后，尽管伴随着这两个观念的演化，主权和民族主义一直都存在着张力（Barkin and Cronin 1994）。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及其影响的著述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论述包括Anderson 1983；Gellner 1983；Smith 1986；Hobsbawm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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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prospect theory”有多种译法，如“期望理论”“期待理论”“前景理论”等。笔者认为此三种译法都大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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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事实上，民族主义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的事实在另一个层面上支持我们这里的讨论：因为战争已经变得更加残酷和全面，公民最终更加厌恶战争，由此就限制了国家制造战争的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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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笔者提供两个可能的分界线来明确区分两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守的划分）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乐观的划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威斯特伐利亚象征着杰维斯世界的萌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象征着杰维斯世界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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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更详细的论述，见Korman（1996），esp. chap. 7。显然，我的观点也就轻易解释了为何在近期的人类历史当中，一些小的缓冲国也可以存在。而纯粹的技术解释不容易阐明这一现象（Fazal 2007）。Wendt（1995，78~79；idem 1999，323~324）和Johnston（2001，489~490）都正确地指出，这样的国家的存在对关于国际政治的单纯的物质性（现实主义）解释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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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事实上，自1989年以来，只有少数几场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数据来源：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PRIO）关于武装冲突的数据，见www.prio.no］。穆勒的论点“大的战争正变得过时”比笔者的论点更宽泛，因为笔者只是主张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正在变得过时。笔者并不排除大的战争正变得过时的可能性。穆勒的论点只是一个纯观念性的论点，且没有给解释为什么国家现在“不喜欢”战争提供基础。关于大的战争逐渐减少的更新的讨论，参见Vayrynen（2006）。我的论点也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民主和平论”）可能对于国际系统的和平化没有那么大的贡献（见结论一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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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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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我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社会演化的解释。我强调了其背后的根本机制以及三个辅助机制。我主张，国际政治已经确定地从过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变成了今天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如此一来，我也巧妙地解决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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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了那些不承认国际政治会有本质性的转变，而相信国际政治将会永远停留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的国际政治理论（比如，Waltz 1979，66；Mearsheimer 2001，2）。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因此，其本质即便在这个系统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仍可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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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讨论也超越了以下这些论点：一些讨论探索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形成，但是对其演化成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却没有做任何表述（如Mercer 1996；Thayer 2004）。另一些讨论虽然强调国际政治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无政府状态，但没有充分解释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如何转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如Wend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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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笔者的讨论还超越了那些对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仅做出部分解释的论点。很多人强调规则和观念在约束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但没有解释这些观念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比如，Kratochwil 1989；Mueller 1989；Johnston 2001，489~490；Spruyt 2006）。[1]还有一些作者提到了观念的产生和传播，但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却没有包含客观和物质世界，因而也就无法为观念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一个内生性的解释（如Ruggie 1983；Onuf 1989；Buzan 1993，340~343；Wendt 1992，419；1999，chaps.6 & 7；Crawford 2002）。比如，温特主张，三个世界都只能由自我强化的行为来支撑。因此，三个世界之间的转换只能由外生的观念和实践（行为）的变化所驱动，按照温特（1999，第六章）的提法，转换的原因是纯粹观念性的。对Wendt（1992，418~422）来说，从霍布斯世界向洛克世界转化的特定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用新的方式来思考自己的理由”（419；强调为笔者所加），但是他从未解释过，为什么国家要变换它们的观念和实践，除了聆听外生的（即温特本人的）说教和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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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我们的社会演化框架里，国家无须听从外部的说教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观念及实践：观念和实践的转变是内在驱动的。我表明，国家数量的逐渐减少和规模的逐步增加为几个强大观念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这些观念的产生和传播则进一步强化了系统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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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x（1983）尽管没有发现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机制，但可能比其他人都更接近，因为他强调物质力量、观念以及制度一同塑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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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第四章 一个正在展现的更为规则化的国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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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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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则的总数以及国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遵守某些规则的总趋势来判断，国际系统已经变得更加基于规则（或制度）是确定无疑的（例如，Simmons 2000；Guzman 2002；2008）。这一事实导致了各种乐观的预测，即我们正在从安全共同体走向“一个世界国家”和“一个世界社会”，姑且不管（这些名词）是怎么定义的（Adler and Barnett 1998a；Wendt 2003；Buzan 2004；Suganami and Linklater 2006）。但这种乐观的想法有正当的理由吗？基于社会演化而非任何意识形态，本章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我的核心观点是，尽管大体而言，人类社会（以及具体而言，国际系统）已经变得更加基于规则，但一个和谐的制度化的“世界国家”或“世界社会”不会存在。[1]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往往是由权力来建立和维持的，“制度”这一概念就必然会牵涉到利益冲突、斗争（并不总是但经常是暴力的）和权力（Tang 2011a）。如此，尽管并恰恰是因为国际系统（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已经变得更加基于规则，也就不会出现一个世界国家，除非这一术语变成一个空洞的外壳。我的推断建立在两个理论支柱之上：社会演化范式，以及我已在别处从社会演化视角提出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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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作为理论支柱之一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导出该理论对理解（尤其是在地区层面的）和平制度化的进程的含意。为支持我的论点，第二部分考察了三个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案例。在我们新的实证和理论理解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围绕现有国际关系文献中关于国际制度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第四部分主张重新定向研究国际政治的制度主义路径。第五部分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一个“世界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以及对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向往也许是危险的。最后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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