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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和制度分析学派认为，在一国范围内，制度在脱离（社会）权力的情况下，不仅塑造着而且有时支配着人类行为（Parsons 1937；1951；Merton 1968）。这样一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度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概念被广为接受［例如，Commons 1934，635~636；North 1981；1990；参见Nye and Keohane 1977（198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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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已经渐渐认识到的那样，制度塑造甚至支配个体行为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制度是由或显或隐的权力来建立和维持的［Tang 2011a；另见Elias 1939（1994）；Foucault 1980；2000；Knight 1992；Soltan 1998；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 2005］。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制度不可能是独立于权力的真正自主的行为体。此外，即使个体将那些体现于制度的观念内化（或更准确地说，这些作为制度的观念渗入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这一内化的进程也总是一个权力之下的过程，而且一个关键的权力来源就是主权［Elias 1939（1994）；Foucault 1980］。这样一来，严格地说，即使在国内政治中，制度也不是自主的行为体。将内化的制度视为自主的行为体，如果不是将观念物体化（reification，或称“具体化”），也是一种粗略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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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主权是实施和贯彻一套共同的制度与文化的关键权力来源（Lebow 2007，422~423）。考虑到国际政治中缺乏这样的最高权力，国际制度显然比国内制度更少有机会演化为自主的行为体。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暗示，在国际政治中，制度一旦确立就会变成自主的行为体。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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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塑造了什么？怎样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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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由权力支撑的）制度很重要，它的确塑造了人类社会中的某些东西。问题是，制度究竟塑造了什么？在我们的多数讨论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不把这一问题表述清楚，现有的讨论就会十分混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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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些渠道，制度当然塑造了作为社会结果的历史。首先，制度使权力舒缓化、合法化并且得到强化，恰恰因为穿上了制度的外衣，权力的运行才更为流畅［Elias（1939）1994；Foucault 1980］。其次，作为“历史的载体”（David 1994），制度在路径依赖的生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Tang 2011a，第四章）。最后，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制度无疑通过塑造个体的偏好塑造了社会结果。这些都已成为普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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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在“制度究竟塑造了什么”的问题上，一个关键议题是制度到底塑造了个体的战略偏好，还是个体对结果的偏好，或者说是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利益的概念化。（Powell 1994，328~321）对此问题的回答，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分支与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分支之间的分歧，可以概括如下（见表4.2）。[8]三个学派都承认，制度塑造个体的战略偏好。然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否认制度能塑造个体对结果的偏好（Mearsheimer，1994；Glaser 1994—1995，83~85；Jervis 1999，53~62；Schweller 2001，163，176~183；Schweller and Priess 1997；Waltz 2000）[9]，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坚持认为，制度能塑造个体对结果的偏好（例如，从对相对收益的关切到对绝对收益的关切）。最后，建构主义强调，制度还能塑造个体的自我认同（以及个体间的集体认同，并且文化/共有知识可以反过来塑造制度，见下文），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否认了这种可能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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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这场辩论并未产生多少成果，原因在于它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时间。一旦我们理解制度往往是由权力建立和维持的，那么显而易见，只要给以时间，制度会潜在地塑造个体的认同与文化，因而既塑造战略偏好，也塑造结果偏好［Elias 1939（1994）；Foucault 1980］。毕竟，制度是社会化的主要工具，尽管社会化不可能是彻底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东西都是社会建构的）。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制度怎样、何时以及多久才能塑造个体的认同及它们对目标和战略的偏好，而不是制度能否塑造这些认同与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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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反演化的立场，防御性现实主义从根本上否认制度会改变很多东西，即使从长远来看。相比之下，站在一个更为（但仍是半）演化的立场，新自由主义和（在更大程度上）建构主义坚持认为，从长期看，制度会改变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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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承认社会系统是一个演化的系统，那么我们就应该从中期的立场上站在新自由主义一边，在长期的立场上站在建构主义一边，尽管从短期看，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立场很难被推翻。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应以埃利亚斯和福柯为榜样，拓展其研究的时间视野，从而在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竞争中占据上风。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社会建构的，即使从长期看，制度在促进国家选择“寻求合作”的战略上也面临一个固有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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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关的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家对调节性（regulative）规则和构成性（constitutive）规则的区分。尽管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非社会建构主义者是排斥构成性规则的：因为所有规则都是调节性的。相比之下，部分受到基于和谐学派的功能主义（具有浓厚的乌托邦思想）的启发，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制度的构成性（例如，Hollis 1988，137~141；Porpora 1993；Adler and Barnett 1998，35~36；Wendt 1999；Buzan 2004，7；Johnston 2001；Duffield 2007）。同样，一旦我们在画面中加入时间维度，这种区分就变得虚假，如果不是有点儿危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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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有调节性的权力/制度控制我们，但只有某些权力/制度能通过建构我们做到这一点。换言之，即使给以时间，也不是所有的权力/制度都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更重要的是，埃利亚斯［Elias 1939（1994）］与福柯（Foucault 1980；2000）关于权力/制度的社会学已经表明，从（非常）长期看，权力/制度确实建构了个体。然而，这一建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制度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过程也是由权力支持的。因此，调节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都是由权力支持的。这样一来，即便有些规则建构了我们，也并不意味着这些规则一定是善的且这一建构过程也一定是正义的：它们可能是非正义的、有害的甚至邪恶的。通过强调规则建构我们，社会建构主义者倾向于掩盖这一事实，即规范，即使是构成性规范，之所以能建构个体，也恰恰是因为它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权力的支持。结果，建构主义者轻易地落入关于社会规范的乌托邦主义的陷阱，从而排除了针对社会规范的一种批判路径的可能（见以下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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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即制度能否塑造合作。这个问题实际上混淆了两件完全不同但相关的事情：作为一种社会结果偏好的合作与作为一种战略偏好的寻求合作。现有的讨论通常不对二者做出区分（更详尽的讨论，参见Tang 2010a，第四、五章），这样就产生了诸多混乱。以下做出两点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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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坚持认为，尽管制度是由国家创造的机制，但制度一旦形成就可以稳定现有的合作并为未来的合作行为创造条件（Axelord and Keohane 1985；Keohane 1984；1989）。因此，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制订并维护制度的战略常常对合作的达成与持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防御性现实主义不否认制度的制定与维护有助于合作的达成与持续，但不认为制度对于维持和促进合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制度仅仅是国家权术的工具：制度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制度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国家相信制度符合自己的利益（Jervis 1999，55~62）。因此，当国家看到能从彼此合作中获益时，不管有没有制度，它们都会合作。当国家看不到能从彼此合作中获益时，即使存在制度，国家也不会合作。因此，制度的存在并不必然更可能使国家产生寻求合作的战略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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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不认为促进合作的制度可以使国家将合作视为一种结果偏好。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来说，合作是手段，从来不是目的，手段不能决定目的。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认为，制度可以使国家将合作视为一种结果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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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点上，时间再次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层面。例如，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短暂的合作是一种手段。然而，当世界稳固地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国家也许逐渐将尊重彼此领土主权视为一个可期待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避免战争的战略（见第三章）。最显著的是，在今天的欧洲，很难辩称某些核心的欧盟成员国仅将整个欧盟视为避免又一场血腥战争的手段，而非一种期待的结果。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促进合作的制度可以被个体内化，而个体也会逐渐视合作为一种期待的结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社会演化范式再一次为这一辩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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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共同认同到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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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者的另一个核心论点经常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理论搅在一起，即一种共同的或集体的认同/文化或共有的知识导致或至少促进了合作性制度的形成（Risse-Kappen 1996；Adler 1998，119；Lebow 1994，268~273；Wendt 1994；1999；Onuf 1998，59；Checkel 2001；Johnston 2001；Hemmer and Katzenstein 2002）[11]。将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作为一个便于攻击的稻草人（现在是一匹死马），这些理论家往往将共同的认同与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基于权力和基于利益的论点对立起来（例如，Keohane 1984）。这种建构主义立场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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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集体认同（或者说“我们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权力的背景下建构的。这样一来，权力和集体认同就不是不相容的，事实上，它们往往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不仅在一个社会中是真实的［Elias 1939（1994）；Foucault 1980］，在国际政治中，同样也是（如果不是更多地）真实的（Wæver 1998；Acharya 2001；2009）。正如巴恩斯（Barnes 1988）等功能主义学者以前讨论权力时一样（对此的批评，参见Haugaard 1997；另见Tang，n.d. b），（整体主义的）建构主义求助于共同的认同和知识，将国际政治简化为一个关于（共有）知识的问题（Sárváry 2006，172~173）。二者均创建了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幅不完整的（如果不是错误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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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许多建构主义者（例如，Risse-Kappen 1996）[12]的看法相反，集体认同对于启动合作来说是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正如其他学者（Checkel 2007；Kupchan 2010；Roberts，n.d.）以及我们简要的案例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一个地区共同体内人民之间共同的（地区）认同在和平的制度化过程中通常是很晚才出现的现象（另见Tang 2011c）。换句话说，集体认同是现有合作（和冲突）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将集体认同视为合作性制度形成的原因是因果颠倒。事实上，这反映了结构功能主义者的另一个谬误。这一谬误坚持认为，个体将社会规范内化（因此逐渐共享一种“集体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声称，社会确实将变成一个运行良好的有机体（Parsons 1937；1951），从而将社会规范的内化加以具体化。这完全是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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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集体认同主要是由规则及其他观念被行为体内化的程度决定的。这样一来，系统内的制度化就成了塑造任何集体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权力在制度化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所以将集体认同与权力/制度对立起来是不合逻辑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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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先探讨某些认同是怎样形成的就将其视为合作性制度生成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尝试如果不是将观念物体化，也是一种过度的简化：迄今，很少有建构主义者首先探讨认同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只是在此之后这些认同又是怎样塑造未来的互动的。此外，我们怎么知道，对于解释特定的社会结果来说，这些认同比其他的认同更重要？为什么其他认同不可能导致某些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果？建构主义者寄望于用支持他们希望看到的社会结果的认同来解释这一社会结果，他们在方法论上犯了一个错误，即众所周知的“基于结果来选择案例”（Geddes 2003，第三章）。在理解社会结果方面，将某些认同或文化特征视为合作或冲突的关键反映了功能主义的懒惰与无能。用泽夫斯（Zehfuss 2001）的话说，被贴上合作或冲突的现成促进者这一标签时，认同（或文化）不仅对建构主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而言，都是一个危险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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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制度的定义，Duffield有一个细致的、批判性的讨论。见Duffiel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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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幸的是，与阿克塞尔罗德宣称的相反，他的实验其实并没有真正抓住太多国际政治的现实。更详细的批评，见Tang（2008a），另见Gowa（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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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丁和西蒙斯（Martin and Simmons 1998，743）的原话是“制度同时是原因和结果”（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这个表述是误导性的：制度必须首先被创立，然后才能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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