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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道德绝对主义是一个危险的陷阱（MacIntyre 1984，220），我们应该坚决地抛弃它。只有道德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才与知识的演化论从而与一个开放社会相一致。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恶更少，因为它防范着局部的/族群中心主义的观念可能的暴政，这些观念由权力支撑且宣称是普世性的（Tang 2011a，第五章）。实际上，只有道德相对主义才与制度研究的批判路径相一致，而只有制度研究的批判路径才与知识的演化论从而与一个开放社会相一致。[6]因此，虽然我们不应否认人类群体共享某些共同的规则和规范，但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它们，并保留向更好的规则与规范改变的可能性。归根结底，如果历史可以为鉴的话，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隐藏在世界国家、“正义”战争和普世原则等高贵光环背后的是一种征服其他“未开化”和“野蛮”民族的潜在欲望和实际践行，自古如此（Anghie 2004；2009）。事实是，许多当代的国际法与世界秩序的支持者也许不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者，但他们却不羞于或公开或含蓄地宣扬帝国主义原则。这一事实至少应该使我们在肯定一个世界国家的可能性时三思而后行（例如Anghie 2004，第六章，参见这章的参考文献；2009；Craig 2004；Koskenniem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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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因为世界国家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所以它吸引着我们。因为人类不能离开梦想或希望而活着，所以某种乌托邦思想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恶。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追求乌托邦可能导致的危险。所有乌托邦都兴盛于意识形态，从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批判，批判不得不适可而止。然而，因为批判是知识进步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推动力［Popper（1937）1959；1945（1967），Foucault（1984）1997；Connolly 1993］，所以窒息批判精神本质上意味着所有的乌托邦都要求我们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止步不前。正如波普尔（Popper 1945）很早就指出的：这种要求不仅不值一驳而且是危险的，他的观点至今仍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抵制隐藏在“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念背后的、将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尤其是通过权力）普世化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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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我对“世界国家”或“世界社会”下了最低限度的定义：世界国家是指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的个体接受一套相似的基本规则与价值，因此具有一种“共同体感”或“社会感”。采取最大限度的世界国家定义只会强化我的论点。区分“世界国家”和“世界社会”并没有多大意义。将社会与国家分开的习惯主要反映了我们逃离权力的欲望（Tang 2011a，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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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方面，我承认我站在英国学派（多元主义分支）和新自由主义一边，而拒绝康德式的理想主义。讨论见Linklater and Suganami（2006），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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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承认抵抗可能性的建构主义者（例如，Reus-Smit 1997，566~568；Johnston 2001，492~493；Acharya 2009）是例外。Johnston就社会化和内化的微观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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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作为实现一个国际社会或一个世界社会的关键进程，全球化关键性地由有权力的行动者驱动，要么是领导性国家，要么是来自领导性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体（Woods 2000，9；Buzan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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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局部的规则与规范也是由权力施加并支持的（Ta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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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这些问题的纲领性讨论，见Shiping Tang，2013，“Neo-modernity:A Manifesto，”www.ssru.com（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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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迈向一个更好的但总是不完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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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在本章提出一个论点：尽管世界国家是不可能的，但国际系统已经并且将继续迈向一个更好的但总是不完美的、因而也是开放的社会。这要归功于社会演化中强有力的但总是不完美的“人为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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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世界已经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所以它演化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当大多数国家开始认识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规则，并且理解征服在物质上和观念上都不再是可行的选项时，那么国家就会并且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合作来获取安全。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走向更多的合作时，固化并促进更多合作的规则最终将变得更为广泛、更被国家“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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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地区比整个国际系统更容易走向制度化。尽管（或因为）有全球化，地理仍然是重要的。地理因素促进了地区内的互动而限制了地区间的互动。一个特定地区内的国家很有可能组成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范围上将是十分有限的。更重要的是，鉴于族群中心主义和地理因素的影响，这种地区认同不太可能扩展到地区安全共同体之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和平在全球层面的制度化面临着根深蒂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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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因为国家倾向于抵制由他国确立的制度与规范，所以一个更为制度化的世界注定是多元化的从而是民主的。虽然霸权国可以声称，它们建立的国际系统是所有其他国家可能生存于其中的最好的世界，因而要求其他国家接受并尊重这个系统（例如，Ikenberry 2000），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Schweller 2001；另见Carr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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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美国仍将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异类。在今后一些年，美国仍将是国际系统中领先的霸权国。这样一来，当美国明智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时，它将是世界的一个福音。然而，当它愚蠢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时，它将是世界的诅咒。但是，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超过其他国家的巨大权力优势，美国可能仍将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低度社会化的行为体（Tang and Long 2012）。既然永远无法排除美国是“闯入瓷器店的公牛”的可能性，那么系统中的其他国家也就永远不会放松对美国的警惕。这也将阻碍和平在整个系统中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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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规则与规范的传播已经推动我们的世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期待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某些观念也许不再适用了，尽管对于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仍旧是恰当的理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也许已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未来这样的一个世界也许能带来更加制度化的和平。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也是一个更不可能被美国（或其他霸权国）支配的世界，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保持相当大的全球影响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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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赞（Buzan 2011）也预期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会变得更加地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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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第五章 作为演化系统的国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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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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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了社会演化范式（SEP）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基础性范式并用其解释历史中的国际系统转型后，下面我准备讨论一些有关社会系统转型的更为广泛的议题。我要强调，时空下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行为体与系统（结构只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最终驱动了系统内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了系统的转型。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对（行为体）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的痴迷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和不正当的迷恋，是时候结束它了。[1]相反，如果社会科学家想要充分理解一个系统内的互动，他们就应该拥抱一种真正的系统方法；如果他们想要充分理解一个系统的转型，他们就应该采取一种社会演化的方法（Tang 2011b，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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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讨论那个很著名的“行为体—结构问题”，并强调它在理解系统上存在的不足。我要强调，单是结构无法决定什么，而且对于理解一个系统内的互动和系统本身的转型来说，即使以一种“结构化”（比如，Giddens 1979；1984）或者“涌现主义者”（emergentist）［或者形态发生学（morphogenetic）］的方法（比如，Archer 1995）聚焦于行为体与结构间的互动（正如在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界定的那样），也是不充分的（另见Kontopoulos 1993；Porpora 1993；国际关系中的讨论，参见Dessler 1989；Wendt 1987；Carlsnaes 1992；Buzan et al. 1993；Doty 1997；Wendt 1999；Wight 2006；Sørensen 2008；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结构之争的批判性评估，见Gould 1998；Wight 2006，第四章）。[2]这是因为，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仍然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这样一来，任何与行为体—结构问题的进一步纠缠都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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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关于“无政府逻辑”的两场辩论，第二部分强化了这一理念：单是结构几乎什么也决定不了，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们需要摒弃我们长久以来对于结构（以及行为体—结构问题）的“结构主义”痴迷。我将阐明，并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而只有“系统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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