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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重点介绍国际系统的一些关键特征，它们对于理解系统来说非常重要，尽管系统特征的名单很长，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我借此强化了这一理念，即结构理论永远不可能是充分的，因为不论如何定义它，结构都不可能包涵所有的系统性特征。我不讨论物质能力在单元间的分布，因为现实主义者（例如，Waltz 1979；Mearsheimer 2001）一直在强调它。我也不讨论单元间的“集体认同”或“共有文化”，因为建构主义者（例如，Adler and Barnett 1998；Wendt 1999；Lebow 2008）一直在强调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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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子）系统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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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动在真实的（以及现在虚拟的）空间展开，而地理是空间的关键范畴。在人类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远古时代（Carneiro 1970；Diamond 1997），地理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它肯定不像地缘政治学宣称的那样，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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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是，对很大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来说，地理因素决定性地塑造了单元之间互动的数量和范围。虽然航海航空技术、洲际导弹以及后来远距离通讯和因特网的出现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地理因素的阻隔和限制作用，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互动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Mearsheim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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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的影响也许最明显地体现在地区层面。“地区”是塑造区内国家间互动的一个关键性力量（Solingen 1998；Katzenstein 2005；另见Acharya 2007），“地区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RCSs）就此产生（Buzan 1986；1991；Buzan and Weaver 2004）。[10]在大多数时候，外部力量（例如，一个区外国家）只有在穿透环绕这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地理障碍时，才能对区内的互动产生影响（Tang 2004）。因此，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只存在地区性的国际系统，真正的全球国际系统在18—19世纪后才开始出现，而且这一全球系统至今也只是“部分地”全球化了（见本书第二、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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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中单元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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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系统中单元的总数是该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个仅由大国组成的系统中，单元的数量就是极的数量。正如沃尔兹（Waltz 1979）所说，一个大国系统中单元数量的变化构成了结构的变化。[11]那么，顺着这一逻辑，系统中单元数量的任何变化均构成系统的变化。而一个系统中单元数量的量变确实可以导致该系统的质变（Carneiro 2000；另见Jervis 1997及本书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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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大多数单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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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大多数单元的客观性质是一个国际系统的关键特征之一。[12]前面几章已阐明，系统内的大多数国家是否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对于国家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这一特征不同于每个个体单元的认同或一组单元间的集体认同。现有的讨论极大地低估了这一维度及其影响（另见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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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间互动的总量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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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作为进程的互动是系统固有的一部分（Jervis 1997；Rescher 1997），所以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互动的不同方面。现实主义强调对权力的竞争与战争，自由主义强调贸易，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变迁（以及组织机构），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学习与建构。显然，互动既导致冲突，也产生合作（也就是说，这一进程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主要国际关系理论间的一些关键分歧就源于它们分别强调了这些不同的互动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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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互动本身是单元层次的事情（例如，Waltz 1979，80），但（单元之间及以外的）互动的总量与范围却是系统特征之一（Wendt 1999，145~150）。[13]总量指互动的总和（而频率就是总量在时间上的分布）。范围指单元互动在其中发生的领域的数量（例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显然，相互作用的总量涵盖了（单元间的）相互依存。如此，正如大多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识到的那样，相互依存（作为一种互动结果）反过来影响进一步的互动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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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注意到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倾向于强调更有意识的、有规律的互动［例如，Waltz 1979；Nye and Keohane（1977）1989；Wendt 1999］，但系统方法则坚持认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所有互动都对系统产生影响。无疑，我们（没有多少意识）的本能行为（诸如寻求安全、进食、性交）对历史的影响不见得比我们有意识的行为的影响逊色。而某些并不经常的互动（如，蒙古人的入侵）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甚至要比许多经常性的互动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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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与物质环境间互动的数量与范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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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指出，系统内的进程不光是指单元间的互动（包括它们的行为）以及行为体与结构（不论怎样定义）间的互动。无疑，单元与物质环境的互动构成了系统中的关键进程。任何具备有关人类历史最基本知识的人都会承认，这一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Diamond 1997）。对此，只需回忆一下定居农业和远洋航行的出现、黑死病以及美洲大陆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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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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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例如，Waltz 1986，336；Mearsheimer 1994—1995；Glaser 1994—1995）是明显的例外，国际关系理论家对此范畴给予了很多关注。制度化水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测量：密度（density）、刚性（rigidity）和内化（internalization）。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分支关于国际制度的不同立场可沿着这三个维度加以说明（详见Tang 2016a；早先的讨论，见Mearsheimer 1994—1995；1995；Keohane and Martin 1995；Ruggie 1995；Wendt 1995；Jervis 1999；Tang 2010b，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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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政治可以产生很多制度（即密度低），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信，国际政治可以产生很多制度（即密度高）。此外，现实主义相信，制度起不了什么作用（即刚性弱），而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相信，制度的确起了作用（即刚性强）。最后，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分支否认国家会把由国际制度所体现的观念内化（即内化低），而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分支强调，国家通常会将这些观念（作为规则）内化为它们的价值系统和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即内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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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重要的是必须强调，相互依存不会自动地导致系统的制度化，至少不会导致正式的制度化，尽管制度往往需要相互依赖而存在：除非行为体处于有规律的互动状态，否则就没有多少对制度的需要。换言之，虽然有些互动得到了管理，但许多互动并没有被管理，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当然，互动越多（或者行为体越是相互依存），管理或调节互动的制度系统的密度也就可能越高。而且，因为对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言，一个社会的制度系统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体（Tang 2011a；另见López and Scott 2000），行为体越是相互依存，结构的影响力也就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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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系统的知识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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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彼此的性质和系统性质的知识的数量是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它抓住了行为体对彼此和系统具备多少知识，而与这些知识的确切内容（例如，它们的知识是对还是错）无关。显然，行为体关于彼此和系统的知识越多，行为体的行动受彼此和系统的影响也就越大。这意味着，国家仍能够重塑系统，即使它们对系统性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在一个系统中，不是仅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否定的趋势在运行（见本书第二、第三章；参见Jervis 1997；Wendt 1999；Hough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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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系统的知识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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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关于彼此的性质和系统性质的知识所具有的共性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关键特征。这里，重要的是要将知识的共性（或者趋同）与建构主义的“文化”概念区分开来。“文化”涵盖了从禁忌、规范、集体认同到（共有）知识的一切东西（例如，Adler 1992；Wendt 1999，esp. 141~142）。首先，在这里，知识的共性甚至比基于理性选择/博弈理论的“共有知识”概念还要狭窄（亦即，“共有知识是指所有行为体都知道的某物，而且所有行为体知道，所有其他的行为体都知道该物，如此循环往复”，Morrow 1994，349）。这样一来，这里的“知识的共性”就要比建构主义的“集体的知识”（Wendt 1999，157~165）[15]概念小得多。这里，知识的共性只是说，行为体关于彼此和系统的知识相互间有一些重叠。其次，虽然知识和文化都可以被获得、继承、转型、拒绝或者抛弃，但是知识是被检验的东西，而文化却是被灌输、被信仰和内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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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该系统特征的最关键部分就是国家对系统整体性质的认识。前面各章已经阐明，关于国际系统至少有四种更广泛的概念化：（1）国际系统是一个和平的天堂；（2）国际系统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3）国际系统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4）国际系统是一个基于规则的（或后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世界。因为国家的行为深受它们关于整个系统的概念化的影响，[16]所以它们的概念化是彼此趋同还是趋异对于（它们在）系统内的互动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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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关于系统的）知识的共性至少部分以系统的客观性质为基础，即前述“系统内大多数国家的性质”。这样一来，知识的共性与客观上的“系统内大多数单元的性质”就会有重叠：客观实际与对客观实际的（主观）理解相互作用，彼此重构。当大多数国家视彼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时，它们倾向于像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那样行事，并因此（重新）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同时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到来打下基础。同样的道理，当大多数国家视彼此为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时，它们倾向于像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那样行事，并因此（重新）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非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同时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的到来打下基础。自我实现和自我否定的趋势确实在系统中运行（Jervis 1997；Wendt 1999；Hough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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