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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政府状态有许多定义，见Milner 1991。这里，我采用最简单的定义：无政府状态就是缺乏一个中央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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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本书第二、三章所阐明的，国际系统中的单元确实有区别，最重要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与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另见Tang 2008a）。此外，单元间是否存在某种分化并不是结构的一部分，而是系统的一个特征（另见Buzan and Albe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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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此，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沃尔兹的理论只有一个单一的自（解释性）变量。而几乎没有例外，聚焦于一个单一解释性变量的理论都是误导性的和错误的，因为社会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因此，这些理论的支持者往往只是以（理论的）简洁性为自己辩护，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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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温特（Wendt 1999，第三章）认为，权力与利益（的分布）是由观念构成的。这是错误的：虽然利益与权力（分布）的意义肯定是由观念构建的，但物质权力的分布本身不是由观念构建的。物质权力的分布独立存在。因此，温特犯了概念混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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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结构概念的早期回顾，见Powell 1994，320~326；Adler and Barnett 19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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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这方面对沃尔兹批评的总结，见Buzan et al.，1993，第二章。在社会学中，帕森斯（Parsons 1951）也显著地将系统与结构视为本质上相同的东西。沃尔兹与帕森斯的相似之处，见Goddard and Nexon（2005）。卡普兰（Kaplan 1957）早前对国际系统的讨论更为混乱，现在已被恰当地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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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此，与沃尔兹（Waltz 1979，80）的观点相反，互动可以发生于单元层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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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温特（Wendt 1999）来说，关键是什么样的集体文化（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康德式）驱使了国家。对勒博（Lebow 2008）来说，关键是主要动机（利益、精神与理智）的哪一种组合驱使了国家。我支持一个比温特和勒博更为宽泛的概念。例如，单元可以由盛行的制度、社会规范（包括荣誉）和内在的动机所驱使。温特运用文化/集体认同来解释大部分单元的性质，很容易变成同义反复。见本书第四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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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也许，将“地区安全复合体”称为“地区安全系统”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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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尽管一个（子）系统中的极（即大国或地区大国）可以对系统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有时候小国也会对系统产生不对称的影响。在1945年之后的东北亚系统中，朝鲜和韩国的影响就是一个有益的案例。中东的以色列和南亚的巴基斯坦也是类似的案例。沃尔兹聚焦于大国反映了一个选择/认知偏见：我们倾向于强调大的事物，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大国才会对系统（或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典型的非系统的（或线性的）思维（Jervis 1997，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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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系统中大多数单元的性质也是社会演化（比社会化范围更大）的产物，而不是像今天的建构主义者和昨天的功能主义者鼓吹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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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温特也许想把这些互动的特征列为“结构”的一部分，部分原因是互动（在微观上）具有一个“微观结构”（Wendt 1999，147~150）。温特此举是强行在某个概念中塞入其他东西，这是不必要的：将互动视为系统特征而非结构的一部分要适当得多。显然，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这一维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布赞（Buzan et al. 1993，第四章）强调，互动的数量与范围是以“互动能力”为基础的，其中他们列举了交通/通讯技术、规范和组织。“互动能力”概念将太多的东西混在一起，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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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一特征非常重要，因为社会科学家常常只是强调单元间的互动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的互动，却完全忘记了行为体与物质环境之间的互动（例如，Archer 1995；Wendt 1999，第四章）。这很容易将我们导向极端观念主义的陷阱（例如，社会建构主义）以及对行为体—结构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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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温特（Wendt 1999，251）正确地指出，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导致合作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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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此，强调如下这一点也很重要：虽然在任一时间点，国家对系统的认知可能是错误的，但从长远来看，由于选择和学习，国家的认知趋向于与社会现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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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记忆目前是人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对记忆在国家间和解中的讨论，见Tang 2011c及其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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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类似的观点，见Copeland 2000a，25；Kydd 2005，18。不幸的是，人类社会有太多残酷的记忆。施韦勒（Schweller，同上）同样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触发安全困境的是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系统包含的单元类别中存在着掠夺性国家。”总之，要使国家相互恐惧，它们既需要对过去的掠夺者的记忆，也需要今天友善的国家明天会变为掠夺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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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单是结构决定不了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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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指向一个明显而又极其重要的立场：结构本身——无论国际关系理论家是否将它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决定不了太多的国际政治。这样一来，所有秉承结构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错误地夸大了结构对系统内部动力学的影响，包括对单元行为的影响。结构——无论国际关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如何定义——将系统的太多关键特征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此不可能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国际关系和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我将以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反结构主义观点。以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结构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为例，我将证明辩论的双方都夸大了结构对国家的影响。以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为例，我将指出建构主义根本不可能是结构性的：结构建构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立场（oxymo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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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意义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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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兹的结构主义革命（Waltz 1979）之后，不管是否是坚定的结构主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是，双方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结构的关键部分。因此，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双方都主张，正是结构最终决定了他们的理论是一个更为准确的国际政治理论，因而也应该是指导国家政策的更为恰当的理论（例如，Mearsheimer 2001；Glas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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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结构现实主义内的这两派来说，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所以每一派都坚称，无政府状态只会支持（或引起）它所强调的行为类别，并否认无政府状态也会支持另一派所强调的行为类别。因此，两个阵营都寻求垄断无政府状态的意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主张，无政府状态主要（但不限于）支持防御性战略（例如，Waltz 1979；Jervis 1978；Walt 1987a；1987b；Glaser 1994—1995）[2]；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只支持进攻性战略（Copeland 2000；Labs 1997；Mearsheimer 1994—1995；2001）。为了寻求道德上的高地，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将一种规范性的偏见引入了“无政府的逻辑”。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指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将对防御性手段的规范性偏见带入了“无政府逻辑”（例如，Schweller 1996，90~92；Zakaria 1992，196；1998，26~31）[3]，却不承认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是方向恰好相反）。同样，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会指责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误读了“无政府逻辑”，并且带入一种进攻性偏见，因为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来说，诸如核威慑与攻防平衡等结构性的命令和因素强烈地支持防御性战略（Jervis 1978；Walt 1987b；Glaser 1994—1995；Van Evera 1999；另见Snyder 1991。有关这场辩论的先前的评论，见Brooks 1997；Jervis 1999；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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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结构并不像它据称的那样可以决定很多事情，辩论的双方都夸大了结构的影响。结果，双方都很难承认国际政治的转换性变化。在理论中引入寻求安全的进攻性偏见，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很难解释为何战争在较近期的历史中急剧减少，遑论在世界的某些关键地区，战争作为一种治国术的选择已经基本消亡了（Mueller 1989；Lebow 1994；Jervis 2002；参见本书第三、第四章）。与之对照，在理论中引入寻求安全的防御性偏见，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很难解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遍存在的（成功的）征服性战争（参见本书第二、第三章；另见Mearsheimer 2001；Hui 2005；Hambl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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