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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对结构（或者更狭义地说，无政府状态）的痴迷同样是致命的。结构当然是任何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它不是整个系统，甚至不是系统的中心：现实政治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单由结构决定的。由于夸大了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将国际政治中大量的真实政治掩盖了起来，如果不是排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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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Waltz 1979）无疑正确地指出了，作为系统的一部分，结构在选择（或塑造）国家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选择的过程及其结果取决于整个系统而非只有结构：是系统，而不只是结构（遑论无政府状态），在做选择。[2]同样的逻辑更强有力地适用于源自系统内互动而产生的结果。这样一来，“无政府逻辑”甚至“结构逻辑”（无论怎样定义）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个系统的逻辑”（Buzan et al.，1993；Wendt 1999，247，249）。因此，结构理论——不论是否包含行为体，都不会让我们在充分理解国际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例如冲突与合作（例如Jervis 1978；Glaser 1994—1995；2010；Van Evera 1999；Wendt 1999；Montgomery 2006；Wight 2006；Sørensen 2008），遑论国际系统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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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一个有人类行为体居住的系统，它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系统内的中心机制因而也是系统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始终是系统的各要素（结构只是其中之一）之间在时空中的相互作用。在系统中，系统的要素（因而系统本身）与彼此共同演化，而不是一个要素支配另一个。[3]因此，为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包括国际政治），结构主义将无能为力：只有社会演化范式（SEP包含了社会系统范式及其他基础性范式）才能胜任。如此，对社会科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是时候告别结构主义而拥抱社会演化范式了。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必须成为一门演化的科学，而非只是一门结构的甚或系统的科学。当我们这样做时，主要反映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Elias（1970）1978］[4]的行为体—结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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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结构理论而言——不论是否包括行为体，结构差不多就是一件紧身衣，而行为体本质上就是紧身衣咒语之下的僵尸（例如，Waltz 1979；Keohane 1984；Wendt 1999；Mearsheimer 2001；一个经典的评论，见Wrong 1961）。这一概念是帕森斯—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核心假定（或布道），[5]而在社会学中，它早就过时了。国际关系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应该跟上步伐，告别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一个“帕森斯式的噩梦”，它已经困扰社会科学太久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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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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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不管如何定义结构，结构主义都反映了一种集体主义（对温特而言是整体主义）的立场，所以每当一个人以结构主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时，他就犯了忽略具有本体优先性范式（即个体主义）的严重错误。为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必须从个体主义（国家，甚至是个人）出发，然后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有机地综合起来（更详细的讨论，见Tang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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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系统（和结构）概念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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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然，沃尔兹（Waltz 1986，343~344）后来承认，结构只能“塑造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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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沃尔兹而言，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是这一事实：国家的行为并不仅由选择决定，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还由学习、建构和反社会化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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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换言之，社会演化范式坚持认为，系统内的所有要素（历史地看，包括系统本身）都对系统的变化与稳定起到作用：在进行实证调查前，我们不能赋予某个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更大的权重。更详细的讨论，见Tang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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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利亚斯［Elias 1939（1991）；1939（1994）］或许接近于超越这一问题，但没有消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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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此，结构现实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尽管前者宣扬冲突，而后者宣扬和谐（Goddard and Nex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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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感谢Dwayne Woods在评论我的另一篇文章（Tang 2014b）时，创造了“帕森斯式的噩梦”这一富有趣味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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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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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用社会演化范式（SEP），我成功地提供了一个国际政治转变的内生性解释：国际政治从最初“天堂般的”（但仍是自助的）无政府状态演化为“肮脏，野蛮和短命的”霍布斯式的（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然后演化为一个洛克式的（杰维斯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随后演化为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我的论证展示了社会演化范式的力量：对于人类社会，只有（社会）演化的解释才可能是真正内生性的，从而也是完整的。在本章，我将阐述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解释的理论和政策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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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社会演化范式与作为演化科学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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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里，通过展示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到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然后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最后到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这一转变过程背后的动力学，我指出国际系统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且该系统的根本性质是可以改变的，即使系统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这样一来，那些无法想象国际政治中的转变且相信国际政治将永久停留在单一类型的世界的理论必须被坚决地抛弃，而那些虽承认转变但无法为这种转化提供内生性解释的理论也必须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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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政治必须是一门真正的、演化的科学，国际政治学者必须“给予达尔文应有的地位”。[1]套用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 1959）的话来说（尽管我有所期待），在国际政治科学中，没有达尔文主义的150年已经太漫长了。这种对演化视角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的历史来说，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2]，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