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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里，通过展示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到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然后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最后到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这一转变过程背后的动力学，我指出国际系统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且该系统的根本性质是可以改变的，即使系统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这样一来，那些无法想象国际政治中的转变且相信国际政治将永久停留在单一类型的世界的理论必须被坚决地抛弃，而那些虽承认转变但无法为这种转化提供内生性解释的理论也必须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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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政治必须是一门真正的、演化的科学，国际政治学者必须“给予达尔文应有的地位”。[1]套用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 1959）的话来说（尽管我有所期待），在国际政治科学中，没有达尔文主义的150年已经太漫长了。这种对演化视角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的历史来说，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2]，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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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沃尔兹的结构主义革命作为一种准系统革命出现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系统理论，所有主要的国际政治大理论都是准系统理论或不完整的系统理论。[3]然而，系统理论仅仅是动态的理论（即系统中的事物持续地互动而发生变化，但系统本身往往自我复制），却不是演化的理论。系统理论并未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一个系统可以不依赖外生性的推动而演化为另一个不同的系统。用鲁杰（Ruggie 1983，285）的话说，这些理论只包含“再生性的”（reproductive）逻辑，但没有或至多只有微弱的“转变性的”（tranformational）逻辑。[4]由于缺乏演化的成分，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只能用于理解某种特定的系统（或者作为系统一部分的结构）怎样塑造了国家的行为，却不可能用于理解一个系统怎样演化为另一个不同的且或许不再适用于原有理论的系统（Cox 1981，133）。[5]而因为国际政治系统是一个经历过根本性变化的演化的系统，无论多么复杂的系统理论都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特定时间范围内的某个特定系统，但却在本质上无法理解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简言之，我们不能指望将这种或那种非演化的理论强加于一个演化的系统来理解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并假装这个系统是非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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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将一种非演化的理论强加于一个演化的系统的尝试是三种主要国际政治大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间现有的争论无法得以解决的关键原因。[6]在这些辩论中，三种主流大理论的支持者都试图证明，对于理解国际政治来说，他们所支持的理论即便不是最好的也是更好的理论，从而含蓄地迈向以一个单一的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的目标（如，Keohane 1986；Glaser 1994—1995；Brooks 1997；Jervis 1999；Wendt 1999；Copeland 2000；Mearsheimer 1994；同上2001；Taliaferro 2000—2001）。而这种对于一个更好的或最好的国际政治大理论的信念背后的支撑是一个（隐含的）假定——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大体上从未发生变化。以一个单一的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的目标的努力也意味着，我们已经隐含地试图将非演化的理论强加于一个演化的系统。然而，国际政治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它的根本性质已经经历了转换性的改变，尽管它的某些特征（例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这样一来，将一种单一的大理论强加于并用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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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清楚三大理论间的辩论一直未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政治系统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而国际关系还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时，关于这一辩论的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就显而易见了：不同时代的国际政治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换言之，三个不同的大理论来自且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三个不同的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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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大国时代”的历史事实看上去并不一致。进攻性现实主义预言，每个大国都会寻求扩张与征服，直到获取地区霸权，因为扩张与征服有利于安全。然而，正如米尔斯海默自己承认的，除了一次例外，大国时代所有主要的扩张尝试都遭遇了悲惨的失败，扩张的发起者也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如果是这样，那么预言并建议大国继续寻求扩张就意味着要求大国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去努力实现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此违反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战略行为者的假定。实际上，国家可能很清楚：自19世纪后期以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罕见（Schweller 200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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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似乎与大国时代的历史一致得多：防御性现实主义预言，征服将是困难的，且帝国将不可持续，而大国时代的历史看上去确实是这么一回事（Kupchan 1984；Snyder 1991；Walt 1987a；19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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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前的讨论，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防御性现实主义比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契合大国时代历史记录的原因就在于，当大国时代降临时，国际政治已经开始向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演化。那时，国家的数量已急剧地减少，而平均规模已显著地扩大。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发展理论时恰巧看到了正确的历史时期。相比而言，当大国时代降临时，因为国际政治已经开始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向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一直都在基于错误的历史时期（聚焦于大国时代）来发展他们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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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那么虽然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试图总结并解释大国时代的历史，但他们事实上应该分别聚焦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获得支持性的证据。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应该审视大国时代之前的历史来发展进攻性现实主义，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应该审视大国时代来发展防御性现实主义。因此，尽管现实主义的两大分支可以在方法论上相统一，而且因为可能性（possibility）是或然性（probability）的极端形式，所以防御性现实主义包含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但是二者不应该是合一的。[8]在本体论上，二者是不相容的——它们来自且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两个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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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则更复杂一点。[9]罗伯特·杰维斯（Jervis 1999，45，47）正确地指出：“新自由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间的分歧不仅被夸大了，而且被误解了，……它们的区别至少部分归因于二者倾向于侧重两个不同的领域：新自由主义更重视国际政治经济与环境等议题，而现实主义对国际安全更感兴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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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杰维斯忽略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不同之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试图考察国际政治中的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后威斯特伐利亚甚至是整个1495年之后的大国时代），而新自由主义则很少冒险闯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所有新自由主义者宣称可以支持其理论的实证案例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而且主要是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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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自觉地在时间范围上给自己施加的限制是根本性的——它响亮而清晰地说出了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尽管新自由主义者也含蓄地试图证明，对于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新自由主义是站得住脚的，但一直以来他们都清楚新自由主义在时间范围上的局限。新自由主义者们始终知道，他们的理论对理解“二战”后的世界是有用的，但对于理解“二战”前的历史则基本上是毫无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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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者承认他们的理论在时间范围上有局限，这个举动是正确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只能从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而来，但不可能直接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而来。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是“征服或被征服”，在这样的世界里，追求合作的尝试往往是自杀性的，反复的合作性互动则几乎是不存在的（Tang 2008a；2010b，第四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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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这样的世界里，合作最终会成为一种可行的自助手段，反复的合作也会成为一种真实的可能性（Axelrod 1984；Glaser 1994—1995）。[12]此外，只有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从反复的合作性互动中产生的观念与规范才有机会被固化为制度。换言之，作为自助手段的合作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客观基础，而这一客观基础只有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才能提供。由于这一转变直到“二战”后才彻底完成，所以新自由主义者自觉地将他们的案例限制在“二战”之后的时期也就不奇怪了：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二战”前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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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任何一个单一的国际政治大理论都无法统摄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因为国际政治的性质一直在经历着转换性和系统性的变化。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放弃用一个单一的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这一崇高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是由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所决定的。[13]相反，更为谨慎的目标——用一个经明确界定的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的一个特定时期——将是更有收获的。换言之，主要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正在追求一项日渐徒劳无功的事业，即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科学”。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发展一项更有用的事业，即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完善各自的理论。事实上，不先界定理论声称要解释的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哪一个大理论更为科学：国际政治理论并不是“没有时间性的”（tim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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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其他研究课题来说，用社会演化解释国际政治同样有趣。例如，历史上最开始很不稳定的“民主和平”的出现恰巧在时间上与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化相一致。[14]如此一来，合理的问题就是：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化与“民主和平”的形成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系统的转变与“民主和平”的出现没有关系，“民主和平”有其独特的起源；第二，系统的转变解释了大部分国家间增加的和平，而“民主和平”只是这一转变的一个次要结果；第三，系统的转变支持了“民主和平”的出现：“民主和平”是真实的，但我们还未找到更根本的原因。而就所谓的“专制和平”，我们也可提出同样的问题（Peceny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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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政策含意：寻求安全——过去、现在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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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到，大约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国际政治已经稳固地从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演化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随后最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自1945年以来，在某些主要的地区，国际政治已经走向制度化的和平。这一认识不仅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化，而且对国家现在和将来寻求安全都具有重要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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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初，以米尔斯海默为一方，以杰维斯和范·埃弗拉为另一方，双方就欧洲的未来展开了一场小辩论（Mearsheimer 1990；Van Evera 1990—1991；Jervis 1991—1992）。作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大胆地预测，欧洲的过去将是它的未来，因为稳定的两极崩溃了。相反，作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范·埃弗拉认为，欧洲不会回到未来，而杰维斯则告诫，我们无法自信地预言未来将会与现在或过去类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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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政治大理论之间关于国际政治性质的辩论不仅仅是学者间无意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争吵；相反，这些辩论与真实世界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每一个大理论都为国家的安全战略提供了或隐或显的指引。[16]因此，理解我们在何种世界中生存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生存以及我们未来将生存在何种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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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际政治演化性质的强调，我们的讨论有力地表明，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并因此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代。更具体地说，米尔斯海默过去是正确的，但现在和将来都是错误的：对于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他的政策处方将导致灾难。相比之下，杰维斯过去是错误的——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他的政策处方是自杀性的——但是他在目前是正确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也是正确的。最后，基欧汉在过去是错误的——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他的政策处方也是自杀性的——但是就“二战”之后的时期来说，他可能已经是更为正确的，未来他可能变得越来越正确。换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有关过去的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有关现在以及一部分未来的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理论关乎一部分现在，但更关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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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代，所以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理论可以声称，对于指导国家现在及未来的安全政策来说，它就是那个更好的或最好的理论。能够有效解释我们的过去的理论或许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好理论，但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而言，它或许不是一个好的指导：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指导。如果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特定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来指引其政策时，这个国家就不能只依据该理论的科学价值来做出选择，而是必须首先搞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对于我们的世界来说，该理论是不是那个正确的理论。[17]用来源于且适用于彼时代的大理论来指引此时代的政策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使所选择的大理论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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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傻瓜：它要么被消灭，要么被社会化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相反，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一个返祖的捕食性国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里（尤其是冷战后的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将是十分危险的，而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虽然比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安全得多，但却不如新自由主义战略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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