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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这样的世界里，合作最终会成为一种可行的自助手段，反复的合作也会成为一种真实的可能性（Axelrod 1984；Glaser 1994—1995）。[12]此外，只有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从反复的合作性互动中产生的观念与规范才有机会被固化为制度。换言之，作为自助手段的合作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客观基础，而这一客观基础只有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才能提供。由于这一转变直到“二战”后才彻底完成，所以新自由主义者自觉地将他们的案例限制在“二战”之后的时期也就不奇怪了：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二战”前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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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任何一个单一的国际政治大理论都无法统摄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因为国际政治的性质一直在经历着转换性和系统性的变化。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放弃用一个单一的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这一崇高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是由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所决定的。[13]相反，更为谨慎的目标——用一个经明确界定的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的一个特定时期——将是更有收获的。换言之，主要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正在追求一项日渐徒劳无功的事业，即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科学”。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发展一项更有用的事业，即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完善各自的理论。事实上，不先界定理论声称要解释的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哪一个大理论更为科学：国际政治理论并不是“没有时间性的”（tim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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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其他研究课题来说，用社会演化解释国际政治同样有趣。例如，历史上最开始很不稳定的“民主和平”的出现恰巧在时间上与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化相一致。[14]如此一来，合理的问题就是：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化与“民主和平”的形成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系统的转变与“民主和平”的出现没有关系，“民主和平”有其独特的起源；第二，系统的转变解释了大部分国家间增加的和平，而“民主和平”只是这一转变的一个次要结果；第三，系统的转变支持了“民主和平”的出现：“民主和平”是真实的，但我们还未找到更根本的原因。而就所谓的“专制和平”，我们也可提出同样的问题（Peceny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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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政策含意：寻求安全——过去、现在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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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到，大约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国际政治已经稳固地从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演化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随后最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自1945年以来，在某些主要的地区，国际政治已经走向制度化的和平。这一认识不仅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化，而且对国家现在和将来寻求安全都具有重要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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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初，以米尔斯海默为一方，以杰维斯和范·埃弗拉为另一方，双方就欧洲的未来展开了一场小辩论（Mearsheimer 1990；Van Evera 1990—1991；Jervis 1991—1992）。作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大胆地预测，欧洲的过去将是它的未来，因为稳定的两极崩溃了。相反，作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范·埃弗拉认为，欧洲不会回到未来，而杰维斯则告诫，我们无法自信地预言未来将会与现在或过去类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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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政治大理论之间关于国际政治性质的辩论不仅仅是学者间无意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争吵；相反，这些辩论与真实世界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每一个大理论都为国家的安全战略提供了或隐或显的指引。[16]因此，理解我们在何种世界中生存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生存以及我们未来将生存在何种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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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际政治演化性质的强调，我们的讨论有力地表明，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并因此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代。更具体地说，米尔斯海默过去是正确的，但现在和将来都是错误的：对于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他的政策处方将导致灾难。相比之下，杰维斯过去是错误的——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他的政策处方是自杀性的——但是他在目前是正确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也是正确的。最后，基欧汉在过去是错误的——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他的政策处方也是自杀性的——但是就“二战”之后的时期来说，他可能已经是更为正确的，未来他可能变得越来越正确。换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有关过去的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有关现在以及一部分未来的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理论关乎一部分现在，但更关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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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代，所以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理论可以声称，对于指导国家现在及未来的安全政策来说，它就是那个更好的或最好的理论。能够有效解释我们的过去的理论或许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好理论，但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而言，它或许不是一个好的指导：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指导。如果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特定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来指引其政策时，这个国家就不能只依据该理论的科学价值来做出选择，而是必须首先搞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对于我们的世界来说，该理论是不是那个正确的理论。[17]用来源于且适用于彼时代的大理论来指引此时代的政策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使所选择的大理论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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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傻瓜：它要么被消灭，要么被社会化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相反，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一个返祖的捕食性国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里（尤其是冷战后的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将是十分危险的，而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虽然比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安全得多，但却不如新自由主义战略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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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应该已经有力地终结了上述米尔斯海默与杰维斯和范·埃弗拉的辩论。通过论证国际政治始终是一个演化系统，展示这一演化进程的动力学，我们的讨论强烈地表明，国际政治已经稳固地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为甚至超越了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我们不能目的论地预测未来[18]，我们也可以自信地宣称，国际政治将不会回到“肮脏，野蛮和短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或经历（长）周期的循环，因为一个演化系统不会简单地发生倒退或者周期性地循环。因此，在今天对于国家的安全战略来说，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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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国家依然生活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子系统中。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家的安全战略而言，防御性现实主义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指针（Tang 2010b）。在这样的世界里，达成合作将依然是困难的：通往合作之路往往比通向冲突之途更曲折。然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合作肯定是可能的（Jervis 1999；Kydd 2005；Tang 2008a；2010b）。此外，随着国家越来越将促进和平与合作的规则制度化，它还包含着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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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行事呢？我提出四个关键措施。第一，（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应该依据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行为准则在可能的时候寻求合作（Tang 2010a）。第二，只要可能，国家应该利用制度（或规则）来规制合作。第三，国家应该以提升福利的规则来相互社会化，进而期待每个国家会将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内化并最终当作他们的价值体系因而也是身份或认同的一部分。第四，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使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基于规则的世界中，某些行为体仍会违反规则。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可能，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规则来执行规则。所有这些措施将会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基于规则，因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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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已经处在更为成熟的、基于规则的系统中的国家来说（例如欧洲联盟，也许还有南方共同市场），他们的任务更容易一些：他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有利得多的环境中遵守他们所处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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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tcher（2003）创造了“给予达尔文应有的地位”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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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管在本书中我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但我已经将社会演化范式运用于国家层面（Tang 2008b；Tang and Long 2012）和心理层面（Tang 2009a；2012）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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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本书第五章所指出的，结构理论只能是准系统理论，因为结构是系统的一部分而非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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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沃尔兹（Waltz 1986，342~343）本人也承认“一个系统的结构抵制转换”，而且“系统内的变化与系统的转换源于它的组成部分而非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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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ahler（1999，191~192）含蓄地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家“一直将目光固定于1945年之后的国际系统以及产生于冷战的当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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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并不是要否认三大理论间的辩论。以实现理论上的统一为一个隐含的目标，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即使统一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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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且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理论只能形成于不同的时代。事实上，不同的“原始理论”（proto-theory）可以产生于相同的时代，因为不同的人对国际政治可以有迥然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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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多人（例如，Brooks，1997，473；Snyder 2002，151；Taliaferro，2000—2001，161；另见Spirtas 1996，387）要求一种方法论上的统一。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6，110）也拒绝了两种现实主义统一的可能性，但他没有解释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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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自由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难以通约。在此，我们不做探讨。见Mearsheimer 1994；2001；Jervis 1999，48~49，51；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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