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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行事呢？我提出四个关键措施。第一，（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应该依据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行为准则在可能的时候寻求合作（Tang 2010a）。第二，只要可能，国家应该利用制度（或规则）来规制合作。第三，国家应该以提升福利的规则来相互社会化，进而期待每个国家会将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内化并最终当作他们的价值体系因而也是身份或认同的一部分。第四，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使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基于规则的世界中，某些行为体仍会违反规则。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可能，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规则来执行规则。所有这些措施将会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基于规则，因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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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已经处在更为成熟的、基于规则的系统中的国家来说（例如欧洲联盟，也许还有南方共同市场），他们的任务更容易一些：他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有利得多的环境中遵守他们所处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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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tcher（2003）创造了“给予达尔文应有的地位”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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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管在本书中我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但我已经将社会演化范式运用于国家层面（Tang 2008b；Tang and Long 2012）和心理层面（Tang 2009a；2012）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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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本书第五章所指出的，结构理论只能是准系统理论，因为结构是系统的一部分而非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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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沃尔兹（Waltz 1986，342~343）本人也承认“一个系统的结构抵制转换”，而且“系统内的变化与系统的转换源于它的组成部分而非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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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ahler（1999，191~192）含蓄地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家“一直将目光固定于1945年之后的国际系统以及产生于冷战的当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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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并不是要否认三大理论间的辩论。以实现理论上的统一为一个隐含的目标，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即使统一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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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且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理论只能形成于不同的时代。事实上，不同的“原始理论”（proto-theory）可以产生于相同的时代，因为不同的人对国际政治可以有迥然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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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多人（例如，Brooks，1997，473；Snyder 2002，151；Taliaferro，2000—2001，161；另见Spirtas 1996，387）要求一种方法论上的统一。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6，110）也拒绝了两种现实主义统一的可能性，但他没有解释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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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自由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难以通约。在此，我们不做探讨。见Mearsheimer 1994；2001；Jervis 1999，48~49，51；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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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一直试图进入安全研究领域，尽管遇到了重大的困难（例如，Wallander，Haftendorn，and Keohane 1999；Lak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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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51~53）断然否认，在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合作是一种可行的自助手段，除非面对一个共同威胁时而结成的暂时联盟。杰维斯（Jervis 1999，50）和格拉泽（Glaser 1994—1995，60，67，71~72）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只有面对一个具有相似意图的、寻求安全的国家（即一个维持现状或非扩张性的国家）时，一个国家才应该寻求合作，缓解安全困境。一个国家不会与另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寻求合作。我在别处指出，除面对一个共同威胁的临时同盟外，是否合作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与所有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分歧（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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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虽然阿克塞尔罗德没有明确指出，他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版本，但是他关于国家在其中互动的环境的假设暗示了一个甚至比防御性现实主义版本更友善的无政府状态。详细的讨论，见Tang 2008a：49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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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霍尔斯蒂（Holsti 1998）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相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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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民主和平的文献浩如烟海。最近的讨论见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41（2004），关于从演化视角对“民主和平”的讨论，见Huntley（1996）；Cederman（2001a；2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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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随后的事态当然倾向于支持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更为乐观的预测。对此辩论的精彩回顾，见Fettwei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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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虽然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不应该试图成为外交政策理论，但大多数理论家都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即用他们的理论影响国家的政策。见沃尔兹（Waltz 1996）与艾尔曼（Elman 1996）之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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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两个问题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此外，各国的安全专家确实已经介入了这样的辩论。在美国，小布什当政后，许多分析家想弄明白，他是否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了（Daalder and Hill，2001）。同样，在中国，也有一场明显关于中国在何种世界中生存的辩论（Goldstein，2001；Tang and Gries 2002；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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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个演化的路径不可能是目的论的，因为演化容许（外生的）偶然事件。因此，我们不对国际政治的确切未来做一个目的论的预测，尽管我们可以大致说，系统的内生动力的确表明，未来系统内的任何根本性变化都将是“历史进步的”（Wendt 1999，312）。另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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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附录一 来自民族人类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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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民族人类学为理解战争的起源贡献了重要的知识。本附录概述了正文之外的，支持本书理论的一些民族人类学的核心证据。更多相关信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基利（Keeley 1996）、凯利（Kelly 2000）和弗格森（Ferguson 2006）的出色综述，特别是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2007）和弗莱（Fry 2006）的更具批判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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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竞争是引发战争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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