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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两个问题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此外，各国的安全专家确实已经介入了这样的辩论。在美国，小布什当政后，许多分析家想弄明白，他是否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了（Daalder and Hill，2001）。同样，在中国，也有一场明显关于中国在何种世界中生存的辩论（Goldstein，2001；Tang and Gries 2002；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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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个演化的路径不可能是目的论的，因为演化容许（外生的）偶然事件。因此，我们不对国际政治的确切未来做一个目的论的预测，尽管我们可以大致说，系统的内生动力的确表明，未来系统内的任何根本性变化都将是“历史进步的”（Wendt 1999，312）。另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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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附录一 来自民族人类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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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民族人类学为理解战争的起源贡献了重要的知识。本附录概述了正文之外的，支持本书理论的一些民族人类学的核心证据。更多相关信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基利（Keeley 1996）、凯利（Kelly 2000）和弗格森（Ferguson 2006）的出色综述，特别是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2007）和弗莱（Fry 2006）的更具批判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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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竞争是引发战争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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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理论强调，跨越临界点的较高的相对人口压力（而非绝对人口密度本身）和由此带来的封闭生态系统内稀缺资源的竞争，是引发战争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基利（Keeley 1988；1996，117~121）提供了支持本书理论的重要证据——他发现相对人口压力与战争密切相关。此外，基利（Keeley 1996，138~141）还注意到，“艰难时期”往往伴随着更多的群体间战争。波利尼西亚复活节岛（Eastern Island）所发生的悲剧也支持这个观点——较高的相对人口压力带来的资源竞争是引发战争的充要条件（Keegan 1993，25~30；Diamond 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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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会给群体带来更强的领地意识，而这会反过来强化对防御必要性的认识。四处迁移的狩猎—采集群体极少会卷入战争。相比之下，即使是领地意识稍强的半游牧群体都曾卷入过战争（Kelly 2000）。事实上，索尔蒂斯、博伊德和里彻森（Soltis，Boyd and Richerson 1995）发现，在他们的伊里安查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争数据库里，超过半数的战争是由领土竞争引发的。更有趣的是，活动范围才固定不久的觅食者，伴有形成等级更森严的社会组织的倾向（Kent 1989；对比Knauft 1990b）。凯利（Kelly 2000）还提出，等级制的群体往往伴随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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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冈［Chagnon（1968）1997］提供了间接证据——亚诺玛米人（Yąnomamös）的战争不像本书第二章中的子系统战争那样剧烈残忍。亚诺玛米人存在战争，但通常是袭击的形式，而非为了争夺领土去直接征服。人口较少的亚诺玛米人占据了广阔（但是在迅速收缩）的领土，因此他们的相对人口压力较低。亚诺玛米人的战争不够剧烈残忍的事实也支持了本书的论点——较高的相对人口压力是战争爆发和加剧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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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类之间的战争可能是频繁、残忍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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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基利（Keeley 1996）提供了最广泛出色的综合。更确切地说，他的许多表格表明了：（1）小群体间的原始战争所动员的男性人口比例，堪比现代国家在现代战争中的动员比例（高达40%）；（2）原始战争的伤亡率往往比现代国家的战争高得多，有时高达100%；（3）在原始战争中丧命的人数可以高达总人口的40%（Keeley 1996，33~36，63~66，83~97，173~177，189，194~197）。与之类似，卡罗尔·恩伯和梅尔文·恩伯（Ember and Ember 1998，5，表1.1）的研究显示，在90个没有被西方殖民者压制的原始群体中，有56.66%的群体处于战争连年不断的状态，只有9%的群体没有或极少经历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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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到来后，有些子系统达到了战争残忍的状态——西方的民族学者也就得以亲眼目睹这一切。这些系统来自非洲（如祖鲁帝国）、大洋洲（毛利人与莫里奥里人）和夏威夷（Keegan 1993，24~32；103~106；Diamond 1997；Flannery 1999）。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证据，参见Keeley 1996；Martin and Frayer 1998。这些证据证明了不同的子系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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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军出现之前的训练和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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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小规模的群落无法配备常备军。因此，这些群落的战斗技能和战术训练，一般达不到从古至今的常备军的水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特尼海［Turney-High（1949）1991］发现，原始战争会有诸如缺乏军纪、不够集中等许多缺陷，以及队形和战术上的不足。但所有的这些“缺点”并不意味着原始战士在能力上逊色于现代战士——真相可能恰恰相反（Keeley 1996，42~48，173~176）。此外，一些小群落在培训战士和训练其技能与战术上，已经成功采用了一些核心方法，比如，巴西中部的卡雅布人和非洲东部的马赛人都发展出了将男性划分成不同年龄组，最终将青壮年男性转变为战士阶级的体系。这与古代希腊的斯巴达系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Carneiro 2000，1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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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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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了约根·约根森（Jorgen Jorgensen）对印度战争的研究，基利（Keeley 1996，127~128）注意到，战争总是趋于集聚而非均匀分布。他推测战争加剧的一个因素便是存在着侵略性的强邻（即“一个坏苹果烂一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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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Kelly 2000，特别是第三章）对安达曼岛民的研究也有力地表明了，他们的祖先可能已经经历过战争，并且还从近来的入侵者身上学习如何作战。遗憾的是，凯利没能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他的战争起源理论具有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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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罗尔·恩伯和梅尔文·恩伯（Ember and Ember 1992）也发现，战争往往在现成资源严重不确定（如经历了干旱、洪水之后）的年份里爆发。遗憾的是，正如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2007，86）所指出的那样，卡罗尔·恩伯和梅尔文·恩伯（Ember and Ember 1992）将结仇、打架与战争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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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附录二 第二章的补充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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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2.1 战争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的起源与传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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