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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附录三 战争降临间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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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理论认为，初始系统中的冲突失利者会被迫逃往周边地区。当间接系统的群体遭遇这些入侵者时，便会通过学习而将间接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不晚于文字出现的时代（约公元前1500年），战争已经席卷了大部分间接系统。由于间接系统的证据非常广泛，我在此仅作简要阐述并列出可以进一步参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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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黎凡特/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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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黎凡特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沿岸。[1]黎凡特是个间接系统——它东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接壤，西南毗邻古代埃及。这两个初始系统转变成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便逐渐渗透到黎凡特，最终将它转化（并吸纳）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其实黎凡特地处这两者之间，所以两者的交战必然会殃及黎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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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就是杰里科一带宏伟的防御工事（约公元前8000年—前7500年）。那里的大规模防御工事包括了迂回的城墙，用于瞭望/防守的石头塔楼，以及底部呈V形的深挖壕沟。起初，罗珀（Roper 1975）将这些建筑视为战争的标志。但在巴尔－约瑟夫（Bar-Yosef 1986）谨慎地重新诠释之后，就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建筑可能是用于抵御洪水和猛兽，最多是防御其他人的袭击（如Ferguson 2006，483；Hamblin 2006，29~30；参见Watkins 1989，16~17）。这样看来，杰里科的建筑并不能证明当时战争频发。如果杰里科不能作为战争证据的话，那就无法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之前，古代黎凡特已经爆发战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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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战争已经相当频繁了。自那以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鲁克文明扩张到了黎凡特，而战争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Hamblin 2006，40~42）。苏美尔在哈布巴—卡比拉的重要殖民地（约公元前3500年—前3200年）和其他小型殖民地（大致同一时期）都建造了强大的防御工事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种解释（Hamblin 2006，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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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00年—前3000年左右，在埃及北部（即下埃及）统一了之后（Kemp 1989，第二章；Kuhrt 1995，125~134；Wilkinson 1999，第二章），埃及军队经常向包括迦南南部在内的周边地区出兵，进行征服与抢掠。因此，大致在公元前3000年—前2800年，迦南南部的阿拉德为抵御埃及入侵而建造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Hamblin 2006，31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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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留有对过去发生的冲突的记忆（和传说），希伯来圣经（《旧约》）才会广泛记载阿卡德/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亚述之间的战争。其实《旧约》不仅称得上是以色列人内部的血战与征服史，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以色列与其他强弱邻国的冲突史（Kuhrt 1995，第八章；Liverani 2005）。《旧约》中的话也许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所有以亚述名字命名的王国之所以会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借以色列人的代价而扩充自己……所有以埃及名字命名的王国之所以会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迫害以色列人”（Genesis Rabbah16：4，引自Liverani 2005，v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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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黎凡特战争的更多信息，参见Kuhrt 1995；Sasson et al. 1995；Liverani 2005；Hamblin 2006；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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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欧洲（前希腊的欧洲，古代希腊与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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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500年之前，欧洲系统几乎没有战争的证据（Ferguson 2006，480~490）。有一处例外是位于今天的德国巴伐利亚州境内、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7500年（即中石器时代）的奥夫内洞穴。在这处遗址内，发现了几具后脑勺被斧头击打过的头颅，这强烈暗示了这些人是遭暴力袭击而死的（Keeley 2004，111；Guilaine and Zammit 2005，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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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约公元前5000年—前4500年，不可否认的战争证据出现了（Vencl 1984；Keeley and Cahen 1989；Keeley 1997；2004；Christensen 2004；Ferguson 2006；Guilaine and Zammit 2005）。在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的塔尔海姆（今天的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遗址中，埋葬了34具明显遭暴力致死的尸体（基本都是男性，如头颅遭人从后方击打，被抛射武器和斧头攻击而留下伤口的尸体）。被壕沟环绕的阿斯帕恩–施勒茨遗址（今天的下奥地利州），其年代与塔尔海姆遗址相仿，也埋葬了67具明显遭暴力攻击致死者的遗体。最后在赫尔克斯的集体墓地中，又发现了300多具明显遭暴力攻击致死者的遗体。这三处遗址都强烈暗示了战争已经降临欧洲（Keeley 1996，38；Guilaine and Zammit 2005，8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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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00年之前的法国南部，极少有被抛射武器击伤的骨架。但在这之后及公元前3000年—前2200年间，这一类骨架的数量急剧上升，这强烈暗示了在公元前3300年—前3000年间，战争席卷了该区域（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27~133，24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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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之前，很少有将武器作为陪葬品的男性墓葬（即战士甚至英雄的墓葬），但在这之后随处可见。同样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限，防御工事也与此类似（Keeley and Cahen 1989；Christensen 2004；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四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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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最著名的战争的图像证据非西班牙莱万特的岩画莫属。这些岩画描绘了两组弓箭手交战的场景（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03~119）。最重要的是，这些岩画明确表现了诸如队形、指挥、前进和攻击侧翼/包抄等战斗和行军的技巧，毫无疑问，这都说明了战争业已存在的事实（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10；也可参见Ferrill 1985，21~22）。总而言之，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欧洲系统已是硝烟弥漫（Keeley 2004；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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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古典时期，古代希腊的诸多国家都发展出了高度军事化的文化。[4]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巴达——它采取了严格的优生学政策，将身体有恙的婴儿直接杀死。为了有效控制人口，男性在其生育力最旺盛的年龄段会与女性隔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斯巴达强大的战斗力（de Souza et al. 2004，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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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今天的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战争的出色概述，参见Guilaine and Zammit 2005。关于古代和古典希腊的优秀简介，参见de Souza et al. 2004。关于该时期的希腊战争更细致的证据，参见普里切特（Pritchett 1971—1991）的五卷本《战争中的希腊国家》（The Greek States at War），赛格（Sage 1996）的《古代希腊战争：原始资料》（Warfare in Ancient Greece: A Sourcebook），以及汉森（Hanson 2009）的《战争的西方之道：古典希腊的步兵战争》（The Western Way of War: Infantry Battle in Classical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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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时代（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战争的简介，参见罗思（Roth 2009）的《罗马战争》（Roman Warfare）。更有深度的讨论，参见哈里斯（Harris 1979）的《罗马共和国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公元前327年—前70年》（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以及埃克斯坦（Eckstein 2006）的《无政府下的地中海，国家间的战争与罗马的兴起》（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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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详细讨论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品，参见萨宾、凡·魏斯和惠特比（Sabin, van Wees and Whitby 2007）主编的两卷本《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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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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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00年—前2700年左右（哈拉帕文化早期），古代印度首次出现防御工事。到了公元前2600年之后（哈拉帕文化中期），防御工事已随处可见（参见Avari 2007，32，41~44）。公元前1700年左右，雅利安人从今天的伊朗一带（途经现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开始向印度迁徙，最终和印度原住民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印度—雅利安文化（又称“吠陀文化”）。[5]毫无疑问，这些外来群体的流入一定引发了广泛的冲突（Avari 2007，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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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约公元前700年，无数邦族和国家持续地相互攻杀，战争支配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前孔雀王朝时代（约公元前600年—前320年），波斯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先后入侵过印度（Avari 2007，第五章）。而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年—前185年）的建立过程更是充满了暴力（Thapar 2003，第六章；Avari 2007，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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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都是关于具有贵族血统的英雄战士的传奇故事（Thapar 2003，98~104；Avari 2007，99~100）。在前孔雀王朝时代，圣王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Thapar 2003，117~122；Avari 2007，88~90，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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