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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临近公元前 3 世纪末，中国人才第一次真正尝试将其统治扩大到这些地区，虽然长久以来中国的移民必定一直在慢慢地将中华文明向南扩展。这个过程不是一两个世纪就能够完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南方实施有效统治的首次尝试是由短命的秦王朝进行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片土地——中国（China）——的名称就来自秦朝（Tsin）。然而，这一进程却是到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统治中国的汉朝才真正完成的，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自称“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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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早期中国的南方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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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以南为森林和丛林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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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说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中华文明又是如何使南方与北方合为一个整体的（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中国从过去到现在又是如何一直保持统一状态的？中国南方是多山丘陵地带，有众多的河流与河谷，河流水量丰富，尽管由于季节和降雨量不同而有季节性的变化。南方的灌溉和农业问题通常更为复杂一些，但与北方相比也没有太大差异，南方山区的可耕地的海拔远高于北方，因此，同样的文明也可能在南方扎根。而且，北方有长达 3,000 年的农业和灌溉经验，如此强大的地理动量使得北方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就能战胜可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困难。若是换成习性和理想不同的其他民族（譬如罗马人），他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经营中国南方，但中国人却是用开发北方的模式来开发南方，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这种独特的中华文明就无处不相适合了。四川地区在并入北方的帝国之后，其首任郡守⑥ 之所以能流芳千古，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而且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极其宏伟的庙宇，并不是因为他的什么征服计划，而是因为他兴建的伟大的水利工程，以及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出于同样的理由所享有的更大的名声，这绝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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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王朝正当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代，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面临的问题却有某些相似之处。两个帝国都拥有得到极大扩张的疆土，都需要将帝国维系在一起的手段，以及与其各部分相联络的办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马人发明了道路。而习惯于江河环境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利用世界上最伟大的水道之一 ——长江——及其支流。这有助于把本来有可能分裂成较小单位的区域团结在一起。这些较小的单位确实存在，因为众多支流的河谷盆地有大有小，但是通过作为主干的长江，又把它们全都联系到了一起。南方的西江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是重要性略逊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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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双重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发现最小的河谷盆地形成了最小的行政区域，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持久的特征，而最大的河谷盆地则形成了各个省，尽管随着朝代的更迭，它们的名称也一再地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江河被视作商贸来往的天然通道。某些卓有成效的水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有些河流尽管并不适宜航运，他们仍然不辞辛劳地尽力对其加以利用。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把道路称作“旱路”——这乃是他们把河流称为“水路”的观念的自然延续。因此，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江河之乡，这不仅意味着它的土地上有众多的河流，而且意味着其历史受到了这种支配事实的巨大影响，这与我们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历史受到别种因素支配的影响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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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 220 年，当中国的汉王朝像西罗马帝国在 5 世纪那样发生崩溃时，它并没有分裂为无数个小单位，而是只分成了三个部分：一是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华北；二是长江下游地区；三是四川，它通过现在的宜昌以上的一系列峡谷险滩与长江下游地区分隔开来。同样意义重大的是，甚至这种分裂局面也只持续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中国的凝聚力不仅依靠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且也得益于其人民的同一性，他们有相同的生活理想和风俗习惯，因为这里有大致相同的地理特征，或者说曾经有促使其相同的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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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与罗马帝国的相似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罗马的衰亡是因为有来自草原的直接或间接的攻击，它通过占领莱茵河和多瑙河作为防卫的屏障，并建立堡垒抵御游牧部落的入侵。早在秦王朝时期，类似的情况就迫使中国人沿着他们的西北前线修建了长城，以保护这段仅有的容易遭受来自半干旱高原的游牧部族攻击的边境。不过，中国人的心态也值得注意，他们认为西边的黄河既无路可通，也不适宜灌溉，所以从未把它视作一个屏障，他们信赖的只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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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中国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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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北方地区，从西部经渭河谷地进入中原的通道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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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讨论高原对中国历史的更为具体的影响。无论如何，与撒哈拉沙漠相比，高原的北部并非全是沙漠，而是带有大片荒芜之地的草原。在一些不那么干旱的地区，生活着有史以来就在那里的游牧民族，他们从那里取道渭河与黄河河谷这条唯一的通道，南下进入中原。就像我们在古代亚述，在穆斯林占领的土地上以及在近代俄罗斯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勇敢和坚韧，常常能够征服并统治一个农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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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可能上溯到更早的时代，那个时代甚至比我们发现的比渭河流域更原始的遗迹所属的时期还要古老。注意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角，巨大的山脉在此绕了一个大弯与天山相连，把中间较低的高原包围在内，西北和南边有高地阻隔，东边则有沙漠作为屏障。周围高耸入云的群山挤干了干燥空气中仅存的一点水分，以此孕育了它们脚下的一圈肥沃的绿洲。如果说这种保护是有作用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有望找到一个文明的发祥地。具有鲜明特征的中华文明的开端，有可能（甚至是很有可能）就来自那些生活在毗邻西藏北部的群山脚下的某个地方的居民，他们从那里出发，最终来到了对他们来说更值得向往的渭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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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塔里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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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既受天然环境的保护，其周围又有充足的水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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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这是一次机会，这并不是高原民族唯一一次来到平原地区，此外还有其他的入侵者。他们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而不是定居的农业民族，他们被视为一种威胁，这一点从修建长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与此同时，这些强悍民族的入侵也并非全无是处。黄河流域的居民比南方人更为强健，这大概不只是因为北方气候寒冷的缘故。他们在首当其冲承受外来攻击的同时，也从新注入的血液中获益良多。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最初可能只出现在战争期间，但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发生，甚至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片土地的高原部落，最终也被这里的农业民族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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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 100 年左右，中国人认识到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并且第一次把他们的统治成功地扩展到了高原地区，尽管时间并不长。当汉王朝崩溃时，我们知道它陷入了分裂状态，这种对高原的控制自然也就丧失了。到了公元 600 年后不久，当中国在强大的唐王朝的统治下终于安定下来之后，很自然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两次扩张的主要目标都是塔里木盆地，而且都因为受到浩瀚而又无法逾越的沙漠的影响，使得这种统治不是名义上的，就是难以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两次扩张仍然值得注意，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不仅为广袤的高原和大平原所阻隔，而且还隔着这些土地上的众多民族，因此，这两次扩张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在当时进行的与西方的一种微弱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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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高原地区发挥的最后以及在某些方面乃是最大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类似的现象。在欧洲，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文明中心容易招来一些邻近的较不开化但却武力强大的政权的攻击。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位于中国的北方，与中原地区隔渤海湾相望的东北地区，只有介于其西端和高原边缘之间的一道狭窄地带与内地相连。由于地处遥远的北方，东北地区异常寒冷，完全不像华北地区那样适宜早期文明的发展。尽管受地理条件隔离的影响，这里的居民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邻近的文明社会的刺激下，他们最终采取了行动。满族部落中的一支——契丹人⑦ ——将他们的势力向南发展，于公元 900 年左右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些鞑靼人⑧ 从来没有统治过整个国家，但他们却给几名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以至于中世纪时期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athay”，便是来自“契丹”（Khitan）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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