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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月形地带：全部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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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新月形地带：部分为大陆，部分为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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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美洲巨大潜力的开发，有可能对这个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可以加强美国的实力，或者在另一方面，如果德国成功地挑战了“门罗主义”，它们有可能会使柏林与那个我所说的“枢纽政策”分开。这种力量的特定组合带来的平衡还未成为事实。我的观点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它们很可能会围绕着枢纽国家打转，枢纽国家总是有可能变得十分强大，但是与周围的边缘强国和岛屿强国相比，它的机动能力却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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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以一名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讲这番话的。当然，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政治力量的实际平衡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竞争双方民众的相对数量、活力、技能和组织的产物。如果能对这些数量做出合理的精确估算，我们就有可能协调分歧，而不必诉诸武力。与人文的数量相比，地理的数量在计算时更容易测量，也更为稳定。因此，我们可以期望能够找到既适用于过去的历史、也适用于现在的政治事务的相同的规则。各个时代的社会活动本质上都是围绕着同样的自然特征进行的，因为我怀疑亚洲和非洲的逐渐干燥（即使已得到证实），是否在历史上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我看来，“帝国向西进军”是围绕着枢纽地区西南和西部的边缘国家的一次短暂的轮替。近东、中东和远东的问题，与新月形边缘地带内外的力量的不稳定平衡有关，而位于这个地带内的本地国家，目前或多或少是无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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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很明确地指出，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为某个新的力量所取代，并不会降低这个枢纽位置的地理意义。例如，若是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就因为它们把巨大的大陆资源与面向海洋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占据了枢纽地区的俄国至今尚未攫取的有利条件），就有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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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大洋洲的一个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以及邻近的南太平洋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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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七王国：5 至 9 世纪的英国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非正式联盟，包括肯特、埃塞克斯、苏塞克斯、威塞克斯、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诺森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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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特兰西瓦尼亚堡垒（Transylvanian bastion）：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布达城堡中的一座堡垒，它的正式名称是埃尔代伊（Erdélyi）堡垒，据称建于 16 世纪 3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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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铁门（Iron Gates）：多瑙河上的一个峡谷，构成了如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边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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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看《欧洲的种族》（The Races of Europe, by Prof. W. Z. Ripley, Kegan Paul, 1900）。——原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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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今阿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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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今锡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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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蛮子（Mangi）：宋元时期蒙古人对南方汉人的蔑称，这里指南宋政权。此处的称呼当取自马可·波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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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斯宾塞·威尔金森（Spencer Wilkinson，1853—1937）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第一位军事史齐切利教授。身为一名英国作家的他兴趣广泛，但关注重点是军事学。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还担任过《伦敦晨报》的戏剧评论家。（“齐切利教授”是一个带有荣誉性质的法定教授职位，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创始人亨利·齐切利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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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英国历史上 1485 年至 1603 年间的英格兰统治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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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这种说法在论文宣读之后的讨论中受到了批评。我重新审视了这段文字，仍然认为它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拜占庭的希腊人已非从前罗马完成对古希腊的征服时的希腊人。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思想是拜占庭的而不是古希腊的，但它们肯定不是罗马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原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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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世界霸权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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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历史、政治之间有着错综复杂而又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要线索，也一直吸引着人们加以关注和思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契伦（Rudolf Kjellen）等学者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出了“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概念，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迅速发展。本书正是在 20 世纪初政治地理学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部专著，通过引入“地理条件”“能量”“支配作用”等概念，以系统的解释框架梳理了世界历史演进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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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费尔格里夫是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和教育家，1870 年生于苏格兰，是一名长老会牧师之子。他于 1889 年毕业于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随后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数学。完成学业后，费尔格里夫在苏格兰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先后任教于凯尔索和坎贝尔敦的高中，后前往伦敦，并创立了新南门高中（New Southgate High School）。1907 年起，他开始在威廉·埃利斯学校（William Ellis School）担任地理教师。作为一名地理学教育家的费尔格里夫，相对于其作为一名地理学家的身份更加为人们所熟知。他推动了现代地理学教育的发展，并影响了几代地理学教师，他的《学校地理学》（Geography in School）一书在数十年中曾多次翻印，成为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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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格里夫并未受过地理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过地理学的兼读课程，而这些课程的授课教师便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麦金德是当时英国地理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人文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费尔格里夫深受其影响，并选择以地理学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从 1912 年离开威廉·埃利斯学校，一直到 1935 年从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准教授的职位上退休，是费尔格里夫研究事业的繁荣期。在教职之外，他还曾在伦敦大学和英国地理协会（Geographical Association）担任重要职位，一直从事以人文地理学为主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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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从地理及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视角出发，阐释了各个文明、民族与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及其呈现出的多样化特征，强调诸如地势、热量、水分、植被、海陆分布等地理因素的作用，并着重分析了其对人口与族群、迁徙与殖民、战争与政治、生产与经济、知识与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在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交织与互动的宏大视野之下，呈现出一部视角独特而别有洞见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许多人认为，费尔格里夫的著作中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地理决定论”色彩，当他试图从区域研究的理念进行学术转向时，对此也并不刻意回避。尽管如此，费尔格里夫在其论证中却并没有局限于“地理决定论”的窠臼，而是尽力展现地理因素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相信可以令读者受到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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