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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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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战争到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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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资料短缺的限制，本书或许可以从回答世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等问题来开篇。但是后退一步是更好的方法，也很有必要：先理顺事态演变的脉络，然后辨识出新的、不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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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中心话题是“世界秩序”，这一概念从萌发之初至今已有近400年。“秩序”一词使用广泛，但是和许多其他流行语一样，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用法，所指可能模糊也可能很明确。在反映各个时期的国际关系特性时，以中立、描述性方式来使用和理解它最为妥帖。它权衡着这个世界的局势，反映出促进和平、繁荣、自由的各项努力以及阻碍这些进步的势头。简而言之，“秩序”不同于“有序”，“秩序”涵盖了必然存在、程度不同的“无序”。世界秩序可能很紊乱，而不完全是人们所期望的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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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这个词正在经历新生与复苏，有许多不同的用法。例如，基辛格近期的作品取名为“世界秩序”（World Order）。[1]基辛格是20世纪下半叶卓越的外交家，也是世界秩序以及外交史、国际关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因此，我在本书中将不止一次提到他。但现在，我想先从另一名学者——澳大利亚籍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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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认识布尔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们成了朋友，他的思想和作品深深地影响了我。布尔在1977年写出了我认为近代国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书——《无政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副标题十分切合本书的标题：世界政治秩序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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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的作品聚焦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区分了两者的差异。一个国际体系仅仅存在于国际层面，各个国家、实体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没有任何政策、决策方面的考虑，很少涉及或完全不涉及选择、管理、原则、规则等。国际社会不同于国际体系，涵盖更广，实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社会的概念反映出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包括接受对其诉求的限制或遏制，如何去诉求或抑制，或者两方面都包括。这都以规则为基础，而社会成员接受这些规则（或限制），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社会成员认为这是现实可选方案中最优（或最不坏）的行动方案。这样的规则可能是正式的书面协议，也可能是人们墨守的非正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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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布尔的“社会”概念有具体含义。首先，这个社会的主要“公民”是国家（states）——这一词语在本书中与“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国家”（countries）所指相同；其次，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各个国家以及监管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基本上都可以在其境内自由行事，无论他们以血统继承、革命、选举或其他方式获得权力，都不影响这一自由行事的原则。再次，这个国际社会的成员不仅尊重和接受其他成员自由行事（相应地，其他成员也尊重和接受这一成员在其国境之内自由行事）的原则，而且尊重和接受这一社会中其他成员存在的事实。因此，国家之间应尽力避免战争，大致可以用“活着并让别人活着”来描述这一国际关系的概念，是一种跨越国界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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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并不仅仅描述共识，也需要描述分歧和摩擦。这种成功与失败、有序与无序的混合，构成了布尔作品的核心。正如他的书中所言，任何时刻或时代的历史都是通过不同力量间的互动与角逐，导致了有序与无序的结果，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均衡程度决定了时代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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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框架性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走近和了解这个世界，并成为获得事情所在状态的“快照”。如果有充分的从日期、月份到年份的“快照”资料被保存、串联起来，就能够清晰地显示出动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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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必须说明实现有序的国际社会的基本要求。基辛格大约在60年前出版的早期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3]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每个研究国际关系的硕士生都应该花费一些功夫来研读这部作品。书里有很多生动形象的人物刻画，写得很棒，将具体历史事件及其经验教训、意义有机地结合，游刃有余地穿插其间。在这本书中，基辛格写到建立新国际秩序、拿破仑战争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生，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革命。这是当时国际秩序（即欧洲秩序）的历史，获得了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的认可。在维也纳诸多会议中，1814年和1815年的两次会议具有特别意义：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们会聚一堂，共同规划欧洲的未来。而这一规划的前景最终成为19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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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树立了努力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早期榜样，最终取得了领土协议、土地交换、对合法统治者的承认等成果。此外，维也纳会议虽然在促进欧洲几十年间和平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它的不作为也值得注意。在维也纳会议的几个参与国国内或邻国出现革命运动时，权力平衡被打破，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崛起，多个帝国陨落并最终消失。在这一过程中，维也纳会议毫无作为。这确实值得注意，因为这真实演示了有序如何终结并最终演变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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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秩序”概念、分解出最核心的要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它。“秩序”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合法性”，基辛格将它定义为“国际间对于可行协议以及外交政策中可允许的目标与方法的普遍认同”。[4]根据这一定义，“合法性”是一个宏大的构想，不仅定义了国际关系的规则（即所寻求的目标和实现的方式）以及如何设定与修改规则，也反映出实际掌握权力的各方对这些规则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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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秩序”理念、“合法性”概念同样必不可少的是思维之外的因素。具体说来，我想引用基辛格60年前描述当时世界的话，“没有抵御外部入侵的防卫实力，任何秩序都不安全”[5]，明确指出秩序既依赖于规范国际关系的规则与协定，也离不开权力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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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秩序”之外，布尔和基辛格还解释了与之相对的“混乱”。他们认为，混乱反映了那些因不满于现有协定而想改变（包括通过暴力）的能力。混乱是想要改变的行为体与不愿意改变却无法阻止这种变革的国际社会之间角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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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与基辛格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关注国家之间的秩序，尤其是某个特定年代大国之间的秩序。秩序反映出掌握很大权力的大国对主导国际关系的现有规则或协定的接受程度（包括制定及修改这些规则的外交机制），同时也反映出这些握有实权方应对来自其他用意不明者的挑战的能力。强调后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大国之间的争锋、角力和冲突构成了我们眼中的历史。20世纪自然也不例外：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可能导致的大规模战争很幸运地保持在冷战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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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避免使用武力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努力。这一观点意味着秩序基于尊重主权，即尽量多地允许其他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在其边界之内自由行事，这接近于对秩序的传统解读，其前提是所有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都必须着力于影响其他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影响其所管辖的社会的性质。这一定义并不能被大家所接受（详见后文）——不接受现有边界的国家认为这太过分了，而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觉得这不足以保护他们，非常担心自己国内所发生的混乱会给自身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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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关于“秩序”的经典概念主要归因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这一条约签订于1648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结束了横扫欧洲、牵扯边境内外宗教和政治争斗的三十年战争。此前的常态是某些国家频繁干涉邻国国内事务，滋生混乱与冲突。“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正是以权力平衡为基础，包括独立国家基本上互不干涉各自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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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是研究欧洲三十年战争最杰出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最终推动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他评述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不在于它所解决纷争的数量，而在于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主权国家不论规模大小、势力强弱以及内部构成，都在一个共同的世俗法律框架下，以平等的地位（正式）互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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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重大变化最终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建立于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帝国已风光不再，世俗的主权国家脱颖而出。国家都是主权实体，原则上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国家的大小、政权的强弱就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我们步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再回看这条通往新秩序的道路，不免感到极其狭窄——它在许多方面确实比较局促。但是，放到17世纪上半叶当时的情境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在此之前，只有强势实体强加于他国的世界秩序，公国、国家或帝国之间时常爆发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努力创建一个“不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世界”（当今的说法）的想法确实是重大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欧洲之后很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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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于1814年召开，旨在确定后拿破仑时代的外交解决方案。[7]当时的各国领导人都深受战事之苦，他们一起推行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形成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协调”在一致、协同的意思之外，另一个意思是音乐会。顾名思义，欧洲协调意味着欧洲的国际关系如同演奏一首管弦乐曲，需要考虑当时各方的思维模式，他们在基本接受现有边界以及互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的原则后会如何行动[8]，其中涉及大国代表之间的经常性高层磋商。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欧洲协调“具有很深的保守使命感。在尊重国王和等级制度的基础上，秩序优先于平等，稳定优先于公正”。[9]历史上并非首次发生这样通过一场巨大的冲击来改变集体行为的实例——这次是法国革命及其可能传递的威胁，而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在很多方面，19世纪发生的所有问题与20世纪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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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才见到欧洲协调的全面崩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随之瓦解（中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与英国、法国争夺正在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领土的控制权，而非其他的根本性问题）。当时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新的民族国家崛起，最为突出的是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这些国家不愿意接受当时已经确定的领土和政治现状，拒绝现有国际协定的合法性，而且它们拥有足够的行动实力，势力均衡不足以阻止或制止它们采取行动。最后这一点暗示了第二个变化，就此演变成这一时期的历史——曾经屹立几个世纪、统治世界的帝国纷纷没落，有的彻底四分五裂。奥匈帝国、俄国（很快被革命席卷）、奥斯曼帝国无不如此。美国刚走出内战不久，正集中精力进行本土扩张与工业化，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欧洲很遥远。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势头，最终在20世纪初达到顶点，全世界都体会到秩序全面崩塌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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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实可以部分归因于秩序在缺乏强有力的外交灵活性时，持久性会受到限制。促成后拿破仑时代解决方案以及随后欧洲协调的维也纳会议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得益于那些鲜有外交技巧的个体的参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时任英国、奥地利帝国和法国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梅特涅（Metternich）、塔列朗（Talleyrand）成为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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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派会在此指出，人的能动性、外交家的个人素质会影响事件的发展。确实如此，这一说法在过去和现在都成立。欧洲协调当初得以出台并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原因也是得益于一些参与其中的人。但是，提高世界秩序能够维持的概率并不需要才华出众的政治家——毕竟如此杰出的人才也是略不世出。所以我们必须想到，一些资质中等或技能低拙的人有可能会担负某些重要岗位的职责。就秩序而言，强健与韧性比外交中的机巧更为重要。实际上，20世纪初世界秩序崩塌的一个解释就是：由才华卓绝的俾斯麦一手打造的强大的普鲁士帝国传承到缺乏处理与邻国关系智慧的人手中后，没落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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