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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于1814年召开，旨在确定后拿破仑时代的外交解决方案。[7]当时的各国领导人都深受战事之苦，他们一起推行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形成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协调”在一致、协同的意思之外，另一个意思是音乐会。顾名思义，欧洲协调意味着欧洲的国际关系如同演奏一首管弦乐曲，需要考虑当时各方的思维模式，他们在基本接受现有边界以及互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的原则后会如何行动[8]，其中涉及大国代表之间的经常性高层磋商。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欧洲协调“具有很深的保守使命感。在尊重国王和等级制度的基础上，秩序优先于平等，稳定优先于公正”。[9]历史上并非首次发生这样通过一场巨大的冲击来改变集体行为的实例——这次是法国革命及其可能传递的威胁，而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在很多方面，19世纪发生的所有问题与20世纪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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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才见到欧洲协调的全面崩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随之瓦解（中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与英国、法国争夺正在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领土的控制权，而非其他的根本性问题）。当时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新的民族国家崛起，最为突出的是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这些国家不愿意接受当时已经确定的领土和政治现状，拒绝现有国际协定的合法性，而且它们拥有足够的行动实力，势力均衡不足以阻止或制止它们采取行动。最后这一点暗示了第二个变化，就此演变成这一时期的历史——曾经屹立几个世纪、统治世界的帝国纷纷没落，有的彻底四分五裂。奥匈帝国、俄国（很快被革命席卷）、奥斯曼帝国无不如此。美国刚走出内战不久，正集中精力进行本土扩张与工业化，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欧洲很遥远。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势头，最终在20世纪初达到顶点，全世界都体会到秩序全面崩塌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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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实可以部分归因于秩序在缺乏强有力的外交灵活性时，持久性会受到限制。促成后拿破仑时代解决方案以及随后欧洲协调的维也纳会议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得益于那些鲜有外交技巧的个体的参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时任英国、奥地利帝国和法国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梅特涅（Metternich）、塔列朗（Talleyrand）成为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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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派会在此指出，人的能动性、外交家的个人素质会影响事件的发展。确实如此，这一说法在过去和现在都成立。欧洲协调当初得以出台并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原因也是得益于一些参与其中的人。但是，提高世界秩序能够维持的概率并不需要才华出众的政治家——毕竟如此杰出的人才也是略不世出。所以我们必须想到，一些资质中等或技能低拙的人有可能会担负某些重要岗位的职责。就秩序而言，强健与韧性比外交中的机巧更为重要。实际上，20世纪初世界秩序崩塌的一个解释就是：由才华卓绝的俾斯麦一手打造的强大的普鲁士帝国传承到缺乏处理与邻国关系智慧的人手中后，没落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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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外交家能够起作用，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当一些国家的基础实力变强，而且愿意运用这样的力量，同时另一些国家衰弱到一定程度，并且可能不愿意将其实力投入使用，其外交的影响力就会受到限制。技术革新及其吸收进程的不均衡也有影响。其他影响因素包括人口、领导能力、文化、政策以及财富。林林总总的因素综合到一起，造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无前例的混乱，而下半叶则以秩序井然为特点，虽然其成因完全不同于以往，而且也非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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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混乱”是指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很显然，这两次世界大战不论从哪个角度和方式来衡量，都重创无数。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形又有根本性不同，为后人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导致“一战”混乱的原因更多由偶然事件引发，人为因素较少。关于“一战”的起因，有一大堆研究书籍，一些人将大部分责任归到德意志帝国，一些人归因于影响了他们生活的军事行动，另一些人又提出了其他原因。[11]虽然他们不能就战争为什么发生达成共识，但都认同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战争。确实，及时制止、外交、沟通机制等全部缺失，而在百年过后的现在回看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时，对所有问题的无视才是真正的原因。虽然现在回顾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却依然难以理解战争为什么爆发了、各方参战的目的。当然，“一战”还是给当今的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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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秩序并不能够自我生成或自我维持，即使各方都明显能够从中受益。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实例：一些个体与国家的行为有违于其自身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还是爆发了，所有相关方的损失远高于所得。这显示出权力均衡的局限性：即使达到大体平衡（战争发生的规模与其代价匹配），仅凭武力均衡还不足以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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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经济上相互依存也存在局限性。国际贸易覆盖广泛，且不断增长。当时有一个思想学派逐渐形成，提出欧洲永远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所以没有人会发动战争。这一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当时有太多的人和公司通过贸易和投资活动获得高额利润，很多国家都从中受益。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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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无论是权力均衡还是经济互利，都不能保证避免冲突和混乱。在此我再补充另外一点，与“一战”爆发的事实及其作战方式有关。历史表明，经历几个世纪形成的一个思想成果影响有限，其主题有关参战和发动战争的道德或法律基础，即众所周知的战争法或战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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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成果根植于基督教神学，但被很多当时的决策者忽略了。现有规范规定了一场正义战争必须达到几个标准：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战；胜利的可能性高；由合法当局发起；仅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的武力规模不超过必需且符合比例；使用武力的方式尊重非参战人员的福祉和权利。[13]在这几个标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都没有达标。另一个被广为忽视的因素是，法律传统一直强调只有自卫性战争才是合法战争，这使得被民族主义情绪激发、基于错误军事预测的狭隘的政治议程目标大行其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秩序概念与秩序现实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在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当时的国际社会覆盖面不够广，根基不深，缺乏机制来督促制定的规范是否能得到尊重并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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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带来的教训也自然而然地迥异于“一战”。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追寻的目标不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实现；国内已摆脱执政党的约束和制衡，但仍受政治体系的限制；大量资金投入到武器装备，准备发动战争；挑战既有平衡。因此，“一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偶然性战争，可以避免，而“二战”完全不是偶然的，也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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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二战”的成因还有其他解释，这并不新奇。对于所有战争都有三个环节的辩论：第一，关于是否交战、回顾战争起因的争论；第二，关于战争本身以及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争辩；第三，关于战争经验教训的争议，往往聚焦战后行动所体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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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也不例外。上文提到，有人认为德国和日本对打破其认为不合理的秩序负有主要责任，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也有其他不同意见。知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标志着“一战”正式结束的巴黎和会，几年之后他对《凡尔赛条约》和没能将德国纳入条约体系的影响提出了很有名的评论。[14]在他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看来，“二战”的种子早在“一战”后的惩罚性和平协议中已经埋下。对此虽然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一战”后，德国确实被强制支付高额赔款，被迫放弃领土，并接受对其军事方面的严格限制，这些事实在德国人心中产生了一种怨恨，进而滋生了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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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和美国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是“二战”爆发的原因。这指出了美国的不负责任（没有更好的词语来描述），最有代表性的是对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抱有不现实的期望，而后因为美国白宫与参议院之间的矛盾、美国不愿加入和支持国际联盟，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然后又期望一个基于合法性理念的秩序。这更多是一种期望，而不是分担责任、贡献力量。由此，我想到1928年多个国家签署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承诺避免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15]显然，当时这一协议并没有权力均衡的背景来支撑。相反，西方民主国家武力装备不足，绥靖外交政策失败。事实上，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在“一战”中元气大伤，还没真正恢复过来；美国虽然损失较少，但因为大萧条而自顾不暇。而且“一战”的教训表明，贸易和互利的经济纽带并不足以阻止政府采取会危及合作关系的侵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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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同一世纪内，第二次爆发了世界大战，这也是20世纪爆发的第二次大战，覆盖范围以及在军事、经济和人员伤亡等各方面的代价都达到惊人的地步。与“一战”不同的是，这次世界大战以更加明确的方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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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结局非常明确：德国和日本无条件地战败投降。更有意味的是战后战胜方对待战败方的方式有根本性不同。如果说“一战”之后是惩罚性和平，“二战”之后则是转变型和平。两个战败国被不同势力占有：德国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控制，日本被美国支配。这些控制势力按照自己国家的模式重塑德国和日本，从而使日本完全转变为民主国家，除了被苏联控制的部分（即民主德国）德国也实现了民主制。近3/4个世纪之后，德国和日本成为继民族国家建设之后成功实现国家政体转变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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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种对待战败国的方式是充分考虑和评估“一战”后教训的成果。“一战”后德国受到严厉的对待，屈辱和经济困难激发出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氛围，为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创造了环境，打开了政治大门。平心而论，这种想法不无道理。德国和日本都曾有国内独裁主义趋势和对外征战倾向，为了防止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也许可以称为“国家病症复发”（national recidivism）］，人们认为需要通过重大的政治约束和均衡来转变它们，让它们变成真正完善的民主社会，只有做到这一步——通过民主内部秩序建立之后，外部的稳定才可能得到保障。其结果不免偏离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提出的秩序理念，因为战胜国不再仅局限于简单地确保两个战败国都不会被允许拥有武力去侵害其他国家，而是都同意一种实现秩序的方法，即认同一个国家边界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对其国民和其他国家都有影响。战胜国认为，鉴于“一战”之后又爆发“二战”，它们需要采取行动确保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按照它们的集体意念重塑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二战”中与它们敌对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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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应就这两个案例大做文章。德国和日本战败后的一切情形都不同于很多当代推广民主的呼吁。当时更多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而不是理想主义。事实上，“二战”之后对德国和日本处理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已经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冷战时代）即将出现的紧迫感。美国以及西方国家需要一个强大、非共产主义的德国和日本，以抵制苏联势力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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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当时各种动机如何交错制衡，这样的尝试很成功。这可能是因为德国社会和日本社会都尊重权威，公民教育程度高，政治与宗教之间界限分明，而且体验到公民社会和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广泛就业的优势。这两个国家在过去3/4个世纪里的发展非常惊人，成功演变成稳定、全面完善的民主社会，私营经济强劲，并且都成为美国同盟体系、联合国和全球经济的核心支柱。德国在联邦德国时期是创建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以下简称欧共体）的主推国之一，欧共体后来演变发展为欧盟（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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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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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nry A.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Great Britain
:Weidenfeld&Nicholson,1957;New York
:Universal Library,1964).Citations refer to the Universal Library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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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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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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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eter Wilson,The Thirty Years War
:Europe’s Tragedy(Cambridg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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