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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付出巨大努力的第三个地方是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法国在奠边府附近军事失利后，于1954年撤离这一法属殖民地。不久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武器和顾问。在所有这些投入都失败后，美国派出几十万军队到越南，支援当地政府应对越南北部的暴动以及苏联和外部北越正规军的轮番挑战。说到这些，我并不想辩论其对错成败，而是强调在那个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时代，有一个因素起到了帮助维持当时世界秩序的作用，这就是当看到地方均势格局受到威胁时，这两个国家都愿意采取行动来维持当地的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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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只是支撑冷战秩序的一种力量，而且还不是最关键的。打造这一秩序的最主要力量是美苏双方都意识到，它们之间的任何直接冲突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而核战争的潜在代价令任何可能的获益都不足一提，甚至“胜利者”这个词都会失去意义，因为没有任何一方能获胜。核武器就这样维持并延续了传统、常规的势力均衡。核武器在欧洲的作用非常明确，北约和华约针锋相对，都规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以率先采用核武器来补充常规武器的不足。对于其他地区，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把使用核武器与可能发生的情形相关联，而是规定双方如果觉得当地利益和情势需要，可以采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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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述不同，但是核武器的作用是一样的，它能抑制当时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因为领导人都清楚，不论相关利益有多大，核战争的代价都高得不成比例，得不偿失。这背后蕴藏的鬼才概念是：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以及第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在承受另一方第一次核打击后仍能够给予一定规模的反击，制止（假设还是理性行事）另一方不再先行行动。由于率先使用核武器能带来的优势很小甚至没有，就消除了双方使用它的动力，所以核威慑成为历史上维持秩序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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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澄清的是，这并非因为核武器本身具有这样的效果，而是因为美苏两国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更宽广的双边关系具有这样的影响。核武器和其他技术或武器一样，能够加强或削弱稳定和秩序，影响因素有核武器的数量、部署的地域和方式、防止越权使用的控制机制、透明度、相关政府的性质等。确实，在其他情势下，核武器并没有起到任何稳定的作用，反而大大增加了混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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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这种情形下，外交中一个分支专业——军备控制开始发挥作用。美苏在几十年间相互协商，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最终加强遏制、维持稳定。《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限制双方能够部署武器的数量，并对双方能够拥有多少轰炸机、潜艇、导弹、核弹头等细节进行了规定。这大大增强了彼此的信心，相信对方不会率先动武，而且在毁灭性后果之下对方也无力反击。军备控制还提高了预测的准确程度，这样当一方研制和部署其他武器时，不会引起另一方错误的、认为可能发生“最坏情况的”猜测，避免导致决策失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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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遏制得以加强并不仅仅由于设置了进攻上限，也得益于更加严格的防御限制。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在后来整个冷战期间持续有效。[4]这一协议规定，美苏两国放弃部署一些为了原则上（由于当时以及随后几十年的技术水平，更多是实际上）防御对方、能到达打击目标的导弹系统（无论是从陆地上发射还是从潜艇上发射）。这是“相互保证毁灭”的巅峰成果。有趣的是，这一近乎绝对的防御禁令并不适用于防御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或潜艇（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常规非核战争中的角色，所以几乎不可能携带核武器）。不管怎样，对导弹防御的限制成为核威慑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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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冷战秩序的另一个因素进一步加强了稳定，这便是协议的监督机制（包括单边机制和协商机制），它提升了尊重协议条款的信心。透明度是其中的关键点，这得益于卫星技术的大幅提高。其他专项协议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两个军事大国共同制定规则，将在海上或空中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并避免冲突升级。此外，还引进了专线机制（即美苏热线），双方领导人在危机发生时能够直接联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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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双方的外交关系并不仅局限于军备限制，使领馆也保持正常的外交往来，大使和来访部长都能够直接联系对方政府的最高层。还有一些贸易、文化、旅游往来，而最重要的是两国最高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总之，美国和苏联是大国对手，但是其在对抗中互为约束，并且两国关系中有很多常态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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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常态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部分原因是双方在接近对方时，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在冷战最初几年以及苏联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美国有一些担心苏联会“退回”到共产主义的讨论。“退回”（rollback）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的用语，在很多方面相当于今天的“政权更替”。这一讨论很明智地被打住了，因为它既无实际意义（美国无法扭转），也鲁莽轻率：苏联的领导集体一旦受到威胁，很可能在很多地区、以多种方式发起武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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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采取的行动非常审慎（谈论的时候却不够谨慎）。的确，虽然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正式接受过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以首先提出这一理念的苏联和苏共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这是苏联主张它拥有使用武力维持其在东欧卫星国地位的“权利”的依据。同时，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反对由苏联支持的匈牙利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在1968年和1970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美国没有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进行干预，没有帮助那些想从苏联支持的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当然，这种谨慎也是因为担心采取干预可能导致与苏联军队的直接冲突，因为当时的推测是，苏联为了保护其切身利益，已经部署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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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美国或苏联忽略了对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两位总统（以及之前的国会）领导下的美国对苏联国内的诸多事宜提出了质疑，包括人权问题，迫使苏联释放高级政治异见者，允许在俄罗斯境内的大多数犹太人移居国外；苏联也经常性地指出美国的不足。但这些努力都是有分寸的，优先考虑的始终是维持核能级或关键区域纷争时的秩序。双方根本上都接受和尊重有关秩序的传统理念，即政府享有在其法律允许范围内管理其社会的主权权利。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政策指出，美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找到方法抵制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势力。他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在试图扩大其影响过程中遭遇足够多的挫败后，可能会成熟起来或者会消失。但是，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希望，而不是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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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40年间的稳定得益于对当时国际关系的结构设计，即两极格局。一个以两个大国为中心的世界比多中心的世界管理难度更小，具有真正影响的独立行为体和决策者更少。这并不是说英国、法国等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它们很独立。尽管如此，冷战时代的世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的“双寡头”模式，所有变化都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发生。我希望这一点引起充分的注意，因为当今世界已与过去不同，在权力的分布上既不固定也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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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限制是冷战秩序的另一个特点。几十年里，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关于哪些行为可以被允许、哪些不可接受的非正式规则的探讨不断。规则之一要求对彼此的“后院”充分地尊重。很显然，“势力范围”是很有争议的一个词，因为这种范围可能成为一种秩序，或者某种程度上形成新秩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地理位置毗邻对方的国家的事务大多采取克制的行动。例如，前文说到，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来反抗苏联支持的国内政府时，美国并没有武力介入；12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类似事情时，美国也保持了同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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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一直努力在西半球培植共产主义政权，并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取得了成功，苏联拥有资助个人和运动的优势，支持他们反对那些不爱护人民、不得人心的独裁政府。但是，苏联的帮助也仅是如此——只是帮助，常见形式包括提供情报、军事协助、资金支持。在拉丁美洲，苏联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军事干预，因为美国早已通过门罗主义宣称，美国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保护这一美国“后院”的重要利益和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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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核武器没被成功研制出来，很合理的一个推测是冷战不会是“冷”的，可能以很不同的方式演进，因为所有谋略的基础都会大为不同，不少对抗可能已经触发地方武装对峙，甚至扩散到更大的规模、更广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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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冷战时代没有出现过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最危险的一幕也许发生在1962年10月。当时美国发现有迹象表明，苏联派往古巴的人员正在给导弹装备核弹头，而导弹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到达美国。这一举动不符合对另一方近邻必须克制的原则，也是挑战核威慑的行为，尽管这一问题实际上被夸大了。美国方面很坚定地要求拆除所有核弹头，但是在从施压方式（选择海军的“隔离”或禁运禁售，避开“攻击”一词），以及美国悄悄同意从土耳其撤出能够到达苏联的中程导弹的行动中可以看出，美国更加灵活了。肯尼迪政府还公开承诺不会入侵古巴，使苏联退让时保留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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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秩序还因为双方对如何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理解而得到约束和维持。这些理解是一种默契，而不是明确的条约。有一次，双方试图将这种理解正式化，结果反而极具讽刺意味。1972年，双方政府在《美苏关系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USSR）中正式申明，它们“高度重视并阻止任何可能引发双方关系恶化的情形进一步发展”，“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获得自己单方面优势的行为都不符合双方确定的目标”，可是，这样的书面承诺并没有明显的影响。[5]呼吁结束追求单方面优势类似于呼吁结束地缘政治竞争，是《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翻版，只是表达了一种崇高的理想（或者是一些人更偏爱的“玩世不恭”），而不是认真严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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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认识到，当关系到自己阵营的成员时，另一方对改变现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在封锁柏林的尝试中学到了这一课，然后在十几年后的古巴危机中再次吸取到教训；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也被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收复汉城（今首尔）之后，美国不满足于恢复到战前状态，决定向北推进以期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让韩国政府掌权。这超出了苏联和中国的忍耐底线，中国派出几十万“志愿军”对抗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使他们退回“三八线”。结果，美国死亡人数又增加了两万，多用了两年时间才结束这场战争，而结局还是维持了朝鲜半岛原来的边界线。在1973年10月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的中东战争中，美国和苏联各自支持其盟国，双方就停战达成了协议：既不让以色列获得全面胜利，也要保全被围困的埃及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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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为了维持秩序、美苏双方均可接受的条款方面，表现最出色的是欧洲，这里也是冷战时代很多事件的原发地和中心舞台。前文提到过军事力量平衡，这一平衡通过一系列的军备控制谈判得到加强，成功地限制了一些战区的核部队，并且在冷战结束时，通过正式协定同样制约了常规（非核武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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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阵营对管控欧洲的政治秩序也达成一种相互理解。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出台了《最后议定书》，这是一个著名且不同寻常的文件。[6]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多边协议符合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中对秩序概念的传统解读，提出了国家主权，不允许胁迫或使用武力，不可侵犯边界，尊重欧洲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接受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仅有的一个例外是，所有政府都承诺在其边界内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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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这一例外，《最后议定书》当时还是遭到美国政治家们的强烈批评。因为很多人认为这等于锁定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承认其合法性，而且认为政府提倡尊重人权的说法完全是讽刺性的，因为当时华约的每个成员都忽视了这一条。这种批评意见最终被证明很短视：《最后议定书》不仅有助于保持欧洲的和平，也为苏联阵营内改革力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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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管理竞争的方法与和平本身不是一回事，但它确实维持了核武器时代保持稳定的关键要素。这40年被称为冷战时代的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很多。前文我提到过每场战争都有三个环节的争论，冷战也不例外。关于它为什么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以及如何结束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冷战以很有序的方式结束了，它在低声的怨艾中逝去，没有任何大的动静。但这绝对不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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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之下有深层次的原因。苏联的经济体制在根本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7年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关于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著作。书中指出，影响大国兴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沉重的负担往往会破坏繁荣，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稳定。[7]苏联在海外的角色和活动所带来的负担确实是其衰弱的主因，它不得不支撑庞大的军事预算，分布过广的联盟需要它经常性的经济援助，维持东欧的成本很大，而且包括1979年干预阿富汗在内的各种冒险行动重创了其经济和人力资源。苏联几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本已因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主导的体制而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再加上这些额外的巨大成本，无疑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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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策和外交政策也是重要因素。这里讨论的大多数历史源自戈尔巴乔夫的决策。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起担任苏联领导人，他明确指出，苏联只有改变其国内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幸存下去并具有竞争力。但是他采取的途径是在调整经济结构之前就发动政治改革，结果局势失控，苏联街头发生了事变。1991年夏天，一些人包围了克里姆林宫，要驱逐戈尔巴乔夫，恢复中央集权制度。因为缺少人手、计划泄露这些常见原因，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但是确实达到了多重效果：戈尔巴乔夫仅剩的公共形象被损毁殆尽，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提高了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共同功绩是：他们审时度势，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国内镇压或在外交政策领域孤注一掷，以图改变其个人命运和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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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历任总统、美国以及其盟国在40年间的持续努力也功不可没。策划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他早提出，苏联的体制也许不能长期支撑覆盖过广的扩张。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对冷战终场的处理特别值得称赞。他因为当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系列事件而饱受批评，但是他很注意不去羞辱他的对手，不冒险火上浇油，因为那样可能逼迫对方采取非常行动，或者正中一些想夺取权力的人的下怀。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苏联解体，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这些事实都是非凡的成绩，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很多历史往往是由造成划时代大事件的小摩擦触发的，而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成功避免了这样的小摩擦。这再次展示了个人、治国之道、外交素质的重要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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