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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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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ee
:Jon Meacham,Destiny and Power
:The American Odyssey of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New York
:Random House,2015);George H.W.Bush and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
:Knopf,1998);James A.Baker III with Thomas M.DeFrank,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War&Peace,1989-1992(New York
:Putnam,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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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 第三章 “二战”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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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冷战时代控制得当的竞争并非“二战”结束后秩序的唯一形式，还有一种秩序与冷战秩序齐头并进，可以称为“‘二战’后秩序”，两者共同运行，形成当时的世界秩序。这第二种秩序（有时被称为“自由民主秩序”，实际上自由民主成分或多或少）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和战略等多个维度，并且可分为全球性秩序和区域性秩序。[1]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冷战秩序大多已经消失，但是“二战”后秩序继续影响着时局，有时有贡献，有时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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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维度上，“二战”后秩序的目标是促进世界贸易、社会发展和货币良好运行（或者更准确地说，保持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贸易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建立国家之间纽带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得益于维持和平的努力。发展是道德、政治和战略的需要，通过发展，全世界几十亿人能够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否则，很多国家以及正在独立的殖民地就永远不知道稳定的意义。同时，需要有一个机制来确保贸易、投资和旅游能够正常进行，这就需要一个体系来管理几十个国家的货币，管理的方式必须能够刺激增长，促进各种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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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1944年，全世界多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云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出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全球性制度。它的目标之一是促进饱受战火之苦的国家尽快复苏和帮助贫穷国家发展。这成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通常称为“世界银行”）的主旨。另一个目标是建立运行良好的货币制度，这既反映主权国家控制其自身命运的愿望，也能够促使它们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由于美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实力，美元成为有效的世界货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原则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用多余的美元交换黄金。此外，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提供短期的基金支持，为陷入净赤字的政府提供贷款，满足其短期内的支出需求，达到财政收支平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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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没有正式提出其他一些贸易方面的问题，而是由各部长之间专门讨论，意在创建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但是国家（以及政治体系）之间的差异使得这一意向付诸东流。后来几十年间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制定出全球贸易的规则和许多降低关税壁垒的重要条约，这些都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要则。经过近50年的努力，能够裁定争端和提供全球协商论坛的常设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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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的第二个维度是外交层面的，核心是联合国。其创建的设想是通过一个全球性机构提供能够阻止或者阻止失败后能够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机构。《联合国宪章》要求，在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中，涉事国应该“通过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区域机构或协议，或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这也是一支维护和平的力量，因为《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可采取封锁、海陆空等各种必需行动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显然，《联合国宪章》的侧重点在于阻止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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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负责落实所有这些规定。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是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10个（原为6个）为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只有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联合国创建时这5个国家被认为是“二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这一席位在1971年从“中华民国”转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一席于1991年由俄罗斯承袭。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总体来说，安理会是协调国际关系和维护后“二战”时代国家之间关系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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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反映出当时对秩序的认识，并加强了这一认识。例如，《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明确声明：“本宪章不禁止任何成员在遭受武力攻击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里暗含着在宪章其他章节明确表达出来的一点，即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第二章第四条），而且所有这些国家都享有“平等主权”，即地位平等（第一章第二条）。联合国大会非常明晰地表达出这一原则，在“一国一票”的前提下，美国、中国并不比那些实力较弱或人口最少的国家拥有更多的优势。《联合国宪章》在第一章第二条第七款明确指出，不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国内管辖范围的事件。所有这些叠加到一起正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其中主权实体即国家的权利得到确认和保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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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的第三根支柱是战略维度，其目标是不让战后世界格局对和平构成威胁，易于管理，而且在管理机制失败时不会带来毁灭性后果。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大国关系，而且美苏在安理会都拥有永久否决权（另外还有英国、法国和中国）。这种机制使得联合国不会被一方用作对抗另一方的工具，而是如其设想所愿，一个大国有不同意见时，能够寻求联合国这样的平台开展对话。此外，各国原则上（即使不是实际上）都达成共识，除了自卫之外，其他所有情况下都应避免采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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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不扩散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5]是这方面的成果。条约设想的前提是（1968年签署时有5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如果有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世界会更危险，也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陷入混乱。危险可能来自多个国家之间难以建立威慑关系。此外的另一个风险是，如果核武器被多个国家掌握，可能会导致这些武器或核燃料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里，这些武器既然存在，就不能排除有人会使用它们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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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不扩散条约》由一系列条约组成，要求被允许拥有核武器的5个国家（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它们其实都不受新规限制）不得将核武器转让给其他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也不得协助、鼓励或诱导它们购买，并设定了原则：这5个国家应避免进行核武器竞赛，逐渐消除所拥有的核武器。条约还要求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得购买相关装置或获得协助，也不得自行生产核武器。条约允许为了和平用途，可开发利用核能。此外，条约要求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接受查看它们是否遵守条约的“防范措施”（实质上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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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在其他领域同时进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于1972年签署并在三年后生效，规定所有签约方（所有签约方都是国家）购买、研制或转让任何种类的生物武器均为非法违例行为。[6]在1975年公约生效时拥有生物武器的国家负责摧毁这些武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于1997年生效，禁止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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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组成了区域性组织，但是最富有成效和进展的区域显然是欧洲。最初的动因是，德国和法国之间如果再发生战争，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缔结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部长罗贝尔·舒曼提出这一构想）。加强这一政治计划的其他目标包括重塑联邦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防止其变为另一个独裁政权，对德国人民及其邻国构成威胁。这一政治计划的第一个成果是《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成员国包括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以及比荷卢经济联盟的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这一共同体在其后的几十年间演变为欧共体以及现在的欧盟。在演变过程中，成员国不断增加，其内外政策所影响的范围和深度也不断扩大和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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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大事是殖民时代的终结。“二战”结束时，包括中东、非洲和亚洲在内的许多地方都被欧洲国家统治。去殖民化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利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就是民族自决的理念。被殖民统治的民族几乎都寻求独立。有趣的是，苏联和美国也都支持民族独立：苏联认为这是良机，殖民地独立后可能转投共产主义；美国则担心如果这些殖民地不独立，会向苏联寻求支持，对抗西方的殖民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欧洲殖民国家自身也疲于投入成本来维持一个遥远国度的规则和秩序，而那里的人民还想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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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去殖民化被认为是实现秩序的前提，否则，人们担心这些殖民地的冲突会不断发展。这种担忧可以理解，然而历史却出现了悲剧性反讽：结束殖民时代并没有强化秩序，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混乱。当英国在1947年放弃其在南亚的属地时，触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导致这一次大陆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一年后，英国撤出巴勒斯坦时，也发生了同样的分裂，以色列建国并立即遭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法国厌倦了维持印度支那的秩序，1954年承认失败后退出，造成了当地国家的分裂并陷入20年战火的后果。法国于1956年退出突尼斯和摩洛哥，1962年在经历血腥内战之后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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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过程的转折点也许是1956年埃及民族主义领袖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夺取了苏伊士运河。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入侵埃及，却进一步巩固了纳赛尔的地位，也激怒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因为美国希望将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到同时发生的苏联对匈牙利人民的残酷镇压。英国政府在衰落，担当帝国角色的企图和能力也在萎缩。其他位于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属地大多脱离了英国，在随后的10年间纷纷建立了独立国家。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利时、葡萄牙等欧洲列强在非洲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中东的殖民时代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与冷战竞赛的混合体，令人深感不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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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的另一个维度是政治，但是含义有所不同。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指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各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财产所有权；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及其他更多的权利。诚然，这一宣言没有任何实施条款，而且讽刺的是，很多签署国从签署日起就一直忽略它。但是，该宣言依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因为它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国家并不是唯一拥有权利的主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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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全球大多数政府赞成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简称《灭绝种族罪公约》），目标是确保类似犹太人大屠杀的事件永远不再发生，但是《灭绝种族罪公约》在防止机制方面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方法。公约强调，要把任何实施执行种族灭绝的人绳之以法。从理论上说，惩罚的确定性会让个人和政府避免首先采取种族灭绝的做法。尽管如此，又过了50年之后，到1988年国际刑事法庭才正式成立，开始审判被指控犯有灭绝种族罪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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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法律维度。在某种意义上，上文所提到的秩序的每一个维度都有法律层面，但这里的法律维度是指明确的法律秩序，由促进商业、旅行、沟通以及其他个体、公司或国家之间日常互动形式的规则和流程组成。此外，还包括旨在促进外交的规范，涵括政府的义务，向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提供保护，以及承认政府，签订延续条约和其他形式国际协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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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秩序有什么特点呢？全球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增长。1950—1990年，世界经济增长了5倍。贸易量增长更快，从1950年约1250亿美元增长到40年后的7万亿美元。在发展方面，虽然全球人口在这些年里翻了一番，从25亿增加到50多亿，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绝对人数（约13亿）基本没有变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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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成就并非因为全球机制，我也不是在给这个机制打高分。很多成绩得益于国家经济政策。例如，世界银行对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贸易制度（关贸总协定）成功降低了关税和其他制造业的贸易壁垒，这些都值得称道，但是在促进农业服务贸易、解决政府补贴方面却建树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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