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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区域的动乱局势。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也门在一系列抗议、武装攻击和区域外交活动之后，于2012年年初迎来了由前副总统领导的新政府，但是深受胡塞武装组织（属于什叶派的叛乱组织）和基地组织之害，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的稳定被削弱。到2015年年底，这个由逊尼派主导的政府是否能够幸存也成了问题。这时，沙特阿拉伯开始空袭胡塞武装部队（在利雅得政府看来，由伊朗代理更合适）。内战、代理人战争和区域战争同时在这个国家展开，也门因此进入了中东地区付出巨大人道主义代价之国的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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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源价格下降、王室继承上的暗斗，沙特的国力已经下降，这时候沙特分身干预叙利亚，可谓代价不菲，更加分散精力。沙特外交大臣将这一干预称为必打之仗，其实，这是一场典型的无须之战。[17]沙特阿拉伯可以选择更温和、更符合其有限军力和财政的方案来保护自己，而干预的最终结果是，沙特阿拉伯这个表面上拥有伊斯兰教圣城和圣殿的“伊斯兰国家”，更加受制于“伊斯兰国”，而这可能为沙特大量精通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年轻人带来一场变革，他们得不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被无所不在的腐败剥夺了很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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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国家值得探讨：伊拉克。那里的动乱并非“阿拉伯之春”的结果。相反，在“阿拉伯之春”出现之前的几年，伊拉克就发生了几起关键性事件。2005年和2006年，伊拉克境内局势每况愈下，美国大多数外交政策都支持减少其对这一地区的无谓干预。[18]然而，从2007年年初开始，乔治·沃克·布什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新方法，试图为位于最西部、主要是伊拉克逊尼派的居民提供保障。这个政策有两个方面：为所选的逊尼派部落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也被称为逊尼派觉醒，Sunni Awakening），并增派（常被描述为激增）约三万名美国士兵。这一努力基本上成功了，到2008年年底，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已经被迫采取防御之势，不少地方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定的稳定。[19]布什总统最后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行动是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签署了一份驻军协议，双方同意美国所有作战部队在2011年年底前撤出伊拉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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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2009年1月入主白宫后很快宣布并开始实施这一缩编计划。[21]然而事态很快显示出，如果没有美国持续的军队支持，伊拉克将缺乏维持秩序的政治凝聚力和军事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做出了两项致命的决定：第一，美国继续执行既定的撤军计划，而不是寻求方法重新谈判“部队地位协定”的条款，在伊拉克保留一定数目的美军。第二，美国将政治支持给予了当时的总理马拉基，而他在2010年的选举中没有获得多数支持，而且他是一个狭隘的宗派主义者，将个人偏袒的什叶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22]正是在这种政治暗斗和宗派暴力加剧的背景之下，基地组织在伊拉克重新得势，并扩展到叙利亚，而且在此过程中演变成“伊斯兰国”。到2014年，美国不得不再次轰炸伊拉克的一些目标，派出约3500名美军协助伊政府部队对抗“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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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中心议题不是详细评估与伊拉克有关的决定和事件。关于伊拉克，我已经专门写了一本书，本书并非第二部关于伊拉克的专著。我要表明的是，美国政策的主要错误是2003年发动战争以及随后撤军的决定，美国还颁发了太多与曾经的执政党有关的禁令。2007年和2008年美国增派部队、支持逊尼派觉醒，提供了第二次稳定伊拉克的机会，但是之前过早撤离全部美军，已经削弱了美国对当地安全或政治的影响。几年后，美国没有和伊拉克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获得伊拉克议会批准授予的完全豁免，就派遣3000多名美国士兵重返伊拉克。按照这一做法，我相信早先也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让美军在2011年后继续驻守伊拉克。话虽如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美国加强干预就能够把伊拉克人从他们的内战和漏洞百出的政治文化中解救出来。的确，正是这一点加深了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否明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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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复杂的现实、美国的干预或过度或不足（有时采取行动，有时却不作为），这些情况相互叠加，使得中东成为全球最不稳定的区域。我在前文提到，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首先不要伤害。我想到另一个医学类比。如果把中东比作患有各种危及生命疾病的一个病人，在治疗时医务人员不能忽略病人糟糕的身体条件。有一个医学术语用来描述由治疗引发的疾病：医源性疾病。今天的中东局势既源于其本身状况不好，也被外来外交政策的行动和不作为进一步恶化。“医源性失序”不是描述外交政策的艺术性术语，但是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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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考虑当代中东局势时，想到历史上能够类比的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当时各个国家的部队和外国军队在领土内外的政治和宗教战争严重削弱了欧洲，这种争斗往往只有在几种情况下才能结束：一个主角获胜，外部强加一种秩序；或者所有当事方都精疲力竭（这好像釜底抽薪）。其中并没有妥协这一项。如今，招募、美元、武器、代理人、民兵和愿意打仗比比皆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将重点分析在中东和其他区域可以做什么。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点，是为了强调，在冷战结束了1/4个世纪之后，从美国领导、国际支持下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开始算起又过了25年，中东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不稳定，成为中东和整个世界可怕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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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25年里美国的中东政策，我想最后再提一点：如何制定外交政策非常重要。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政府期间出台的政策大多很有效，这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一套极其缜密、相对正式的国家安全决策过程。布什总统的顶层幕僚不仅与他关系融洽、各负其责、相互熟悉、欣然倾听不同意见，而且都经验丰富、有独立的立场。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各部门和机构的影响之间也平衡得很好。在这些特点中，有一些被克林顿政府继承。但令人遗憾的是，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期内的决策过程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例如，没有结构化会议来审查诸如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而且，对战争后果规划的监督也很不到位。到奥巴马政府时，政策制定流程可以说更加退步，随意性已经司空见惯，最恶劣的例子莫过于决定不履行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警告。白宫的雇员规模、功能和影响都过大。虽然决策不是万能药，但是可以保护总统，因为总统往往选择令他们感到舒适的——而不是他们需要的——决策过程和工作人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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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内，亚太地区与中东差不多，保持了不同寻常的稳定。我用“不同寻常”一词意思很明确，因为毫无理由认为亚太地区真的稳定。首先，这一区域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不少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时甚至更早。简要列来，包括中印边境、日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中日东海岛屿，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其他相关国家的领土、领空和领海空间之争。此外，朝鲜半岛仍然被“三八线”分为两半，在朝鲜战争结束70多年后，还没能够缔结一份正式的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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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稳定却不同寻常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在巨大的变化和推动力下，得以保持不变。在这25年里，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举世瞩目，国家和人均经济产出增长幅度都超过300％，而且，虽然经济转型成功，国家军费大幅增长，但亚太地区仍然保持稳定，这很“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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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令人愉悦和惊喜地稳定的第三个特点是区域性架构不足。亚洲大陆完全不同于冷战时代以及当今的欧洲。第一眼看去，这里的区域协议都是字母组合，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多边的区域框架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互动，而不是为了防止军备竞赛或防止、限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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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为什么能保持相对稳定？第一个原因是经济。亚太地区许多政府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与邻国进行贸易，而且资源不被用于备战和作战。这种高度的经济交往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构成一种集体壁垒，共同抵制任何会破坏有利局势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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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结构。在中东地区，人们忠诚于宗教或部落，不少边界并没有太深的历史渊源。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强的国家认同和强大的政府，中国、日本、韩国都拥有令它们骄傲的悠久历史传统，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和语言同质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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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维护该地区稳定的第三个原因。美国虽然在1975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越南，但是更广义地说，美国并没有离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相反，它在这里保持了广泛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结盟。这种密切关系和实际存在的组合既可以遏制潜在的冒险家或侵略者，也降低了各国单独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安全的压力和诱惑。过多的压力或动力可能会导致冲突更频繁、常规军队增加，以致核扩散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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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美国的亚洲政策很完美。恰恰相反，美国在过去25年里的国家安全政策一直有地区偏颇之失，形成战略决策失真。事实上，过去1/4个世纪里，美国的外交关注和军事努力很少投入到亚太地区，大多都集中在大中东地区，包括在两次伊拉克战争、拖沓漫长的阿富汗冲突、努力促进巴以和平、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应对“阿拉伯之春”的后果。而美国付出这些努力后的结果是，朋友和敌人都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美国不再把中东视为优先地区。这种感觉被中国进一步强化。中国与美国形成了对比，在区域经济组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军事活动的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南部和东部海域的空域和岛屿地区标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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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举动，美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早期，政府推出“枢纽亚洲”（后来改为“亚洲再平衡”）的亚洲政策，这一姿态意味着过度强调中东地区的时期已经结束。[24]“枢纽亚洲”是个合理的概念，但是其实施却加剧了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传统盟友的不安，而且未必能让亚洲的盟友安心。此外，借用伍迪·艾伦那句“80％的生活是要到场”来比喻，外交政策80％的工作是跟进。美国在这方面的言行并不一致。原定的总统高级别亚洲访问被取消，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没有将亚洲列为优先区域，海军和空军的增派工作进展缓慢，而最终的出现形式是定期在空中和海上挑战中国的诉求。最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完成了亚太地区贸易协议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25]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该协定的命运不能确定，因此这一成就的积极影响被稀释淡化。在亚太地区内部动力与前后矛盾的美国政策作用下，最终这一地区处于一种长期不确定状态：表面稳定，但未来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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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重要的关系出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它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的排名互换，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两国关系摩擦的根源是历史原因，尤其是“二战”之前以及“二战”期间两国交战时，日本强占中国领土，残忍杀害中国平民。日本政客的各种言论在一定程度上稍微平缓了中国的痛苦情绪，但这种效果又被日本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所削弱。双方各自增加军备，加剧了紧张关系。[26]中日多次紧张局势都是有关竞相声明拥有东海的渔场、海洋资源以及争议颇多的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27]双方发生过几起事件，但都没有升级，虽然双方缺乏专用的“热线”，也没有实施增强彼此间信任的措施。事态得以控制是因为两个因素：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各自的能力都不可小觑，加上有美日同盟，所以不能确定军事对抗会如何发展。自冷战结束以后，中日双边贸易增加了10倍，将两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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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在地理上与东亚相对较近，但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却很遥远。它由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组成，都成立于1947年，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斥着摩擦，还经常升级到暴力的程度。事实上，在许多印度人看来，巴基斯坦的存在是对印度的公然冒犯，他们不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伊斯兰国家，因为印度本身有不少穆斯林，他们大多和当地民众相对融洽。双方之间爆发了1965年和1971年两次克什米尔战争。前文提到，两国都拥有了核武器：印度制衡中国，巴基斯坦迫使印度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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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人们或许期待印巴关系进入改善的时代，因为印度往往与苏联结盟，而巴基斯坦与美国、中国或分别或同时结盟。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南亚主角基本上都无所凭依，不得不自己决断。确实，当这两个宿敌在1990年春天几乎要开战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欧洲之事上，几个月后，又转而关注科威特和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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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正常交往。一个事实有力地支撑了这一现实：即使在冷战的巅峰，美苏之间也有很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流，而这两个南亚国家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互动次数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美苏最差时的数量。印巴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相互依存，战争对它们来说成本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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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南亚的情形脆弱而危险，印巴关系仍然十分脆弱。巴基斯坦在政治意义上是一个弱国，却是一个核大国。当选的平民政府只是名义上领导国家，真正的权力掌控在领导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军官手中。巴基斯坦的软弱还表现在政府不能有效管控恐怖组织，而掌权派可能不愿意管控他们，因为察觉到他们在巴基斯坦与印度、阿富汗的摩擦中能发挥作用。确实，正是因为位于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在2001年和2008年采取恐怖行动，南亚再次被拖入战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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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美国的政策是微妙地平衡。美国尽力防止两国陷入战争，经常鼓励双方开展正常交往，制定战争可能爆发时的紧急外交行动机制。（1990年5月，我参与了一次这样的紧急斡旋，与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鲍勃·盖茨一起访问这两个国家。这是一次成功的努力，在双方处于开战边缘时，及时终止了这一趋势。）美国还寻求与印度建立更深、更广泛的关系，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印度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潜力。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显著增加，2005年，两国关系出现关键性突破：美国和印度首次宣布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几年后，两国正式签署了这份协议，结束了由印度核计划引发的美国对印度的制裁以及所产生的其他分歧。[29]包括奥巴马总统两次访印在内的高层会晤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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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更难取得进展。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华盛顿一直不愿接受这一现实）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庇护和支持，容忍和直接支持恐怖主义，破坏阿富汗的稳定。令事态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很难让巴基斯坦的当选领导人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负责政策事宜。更严重的问题是巴基斯坦非常羸弱：制裁等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打破这个拥有巨大核武库和成千上万恐怖分子的国家的稳定。处理敌对关系也许棘手，但往往相对更直接，有一套常用方法，包括谈判、制裁和使用武力。与之相比，管理与合作伙伴和朋友关系中的分歧更加复杂，因为并不清楚应该使用什么方法、如何使用。这在美国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中都有充分体现。此外，更加复杂的是处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不牢固的友国关系，因为换一种方法很可能会更糟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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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另一个值得讨论的国家是阿富汗。2002年驱逐塔利班政权之后，美国帮助阿富汗建立了新的国家政府，但这一进展并没有能够让阿富汗的和平改善趋于正常。阿富汗内战继续进行，塔利班余部得到邻国巴基斯坦的庇护和支持。作为联合国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把派遣部队增加到约2.5万人，但始终没有出台解决之策。部队数量远超有限反恐任务所需，但是还不足以让这个国家安定、强大、自主。美国无意帮助建构阿富汗，因为这不同于伊拉克，成功建构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即使成功（如果以某种方式实现），其影响也只限于这一个国家，不能触发其他国家发生类似的变化。有趣的是，这很像1989年苏联撤军后影响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思路，而正是当时的立场促成了塔利班首次掌权执政。这是我的第一手经验，因为这两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都参与了，而两次都不能算作成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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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时，阿富汗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与前任总统一样，奥巴马也陷入了各种优先事项的权衡取舍之中：不希望阿富汗退回到“9·11”事件之前的状态，同时想兑现让美国士兵回家的承诺。于是，2009年12月宣布了一项决定：将美国驻军增加约50％（增加到10万人），但在18个月后开始减少驻军。[32]这种基于时限（本质上是武断的）而不是当地实际情况的决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所宣布的撤军时间表以及对士兵实际能做什么的限制可能和稳定阿富汗的目标相冲突，它表明美国缺乏承担精神，削弱了美国对后来事件的主导能力。到2015年下半年，虽然美国宣布推迟美军完全撤出、在阿富汗保持数千名驻军，但是这个决定来得太晚了，而且数千名驻军的数量太少。[33]结果，2016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约20％的国土，“伊斯兰国”也在此抢占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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